此人突然回到祖國,美國大吃一驚!剛剛,他又幹了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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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0日,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以下簡稱「西湖大學」)在杭州舉行成立大會,西湖大學以博士研究生培養為起點,開創了民間籌資建校的先河。

著名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楊振寧通過影片祝賀西湖高等研究院成立,他在致辭中表示:假如我年輕的話,我一定會加入他們的隊伍。

「這是大陸歷史上第一所民辦的、含理工生命等多個學科的小型、綜合性、劍指世界一流的高等研究院。」清華大學副校長、浙江西湖高等研究院院長施一公說:「她寄托著社會各界的厚望,承載著一代人的夢想。」

2015年3月11日,施一公、陳十一、潘建偉、饒毅、錢穎一、張輝、王堅等七位西湖大學倡議人正式向中國國家主管人提交《關於試點創建新型民辦研究性的大學的建議》並獲得支持。2015年12月1日,西湖大學正式在杭州註冊成立。

西湖大學組建四個研究所,其中,生物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施一公領銜生物學研究所,神經生物學家、北京大學理學部主任饒毅領銜基礎醫學研究所,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潘建偉領銜理學研究所,力學家、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十一領銜前沿技術研究所。

西湖大學已完成2次全球招聘,四個研究所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及其他頂尖人才領銜,預計將有200名教授,近2000名科研人員,在相關領域開展科學研究和博士生培養。

以下是施一公的故事:他突然回到中國,讓美國所有人都震撼了!!

這個人的回國預示了中國科技勢必崛起!

施一公,1967年出生在河南鄭州小郭莊。1984年畢業於河南省實驗中學,並獲全國高中數學聯賽一等獎(河南省第一名),保送至清華大學生物科學與技術系。施一公成為清華大學生物系復系後的首屆本科生。清華園裡的施一公學習成績年年名列全年級第一。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績提前一年畢業。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課程的同時,他還獲得了數學系的學士學位。

1995年獲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學位,隨後在美國紀念斯隆-凱特琳癌症中心進行博士後研究。他成了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施一公的妻子也是清華大學生物系的本科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他們有一對龍鳳胎兒女。

2008年,美國著名的馬裡蘭州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向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家、美藉華人施一公頒發了1000萬美元的科研資助。當時,從事細胞研究的施一公,在癌症治療的研究上開展了一條新的研究路線。他的實驗室占據了整個大樓的一整層,並獲得每年二百萬美元的研究經費。

但讓美國人震驚的是,加入美國國藉、在美國居住18年之久的施一公,宣布放棄在美國擁有的一切,返回中國繼續進行科學研究。為此,他回絕了美國人千萬美元的研究經費,辭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職務。

施一公回國後,任職北京清華大學生命科學與醫學研究院副院長。現在,他已成為了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清華大學副校長。

施一公先生到底有多牛,很多人其實沒有太過直觀的印象。通過Scopus數據庫分析一下施一公的主要論著,發現施一公先生這些年來總共發表了167篇重量級論文,而其中發表在《Nature》、《Science》、《Cell》、《PNAS》和《Nature子刊》等全球最頂尖期刊上的頂尖論文就高達76篇。(青塔)施一公先生2008年全職回國後,以清華大學為第一單位發表的論文就高達60篇。

(圖片來源:青塔)

最後,附上兩篇演講:

施一公演講:不應該鼓勵科學家創業!

我在海外的時候,只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拼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在晚宴的時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但是我輕描淡寫的說了一句:不管怎麼說,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做到了,你們在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說不出話。他說: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並安全回來。

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麼發展,怎麼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並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面。

首先我想講,大學是核心。中國的大學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華大學,學生從入學開始,就要接受「就業引導教育」。堂堂清華大學,都要引導學生去就業,都讓學生腦子裡時時刻刻有一根弦叫就業,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裡談就業。就業只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麼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係。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讓學生進去後就想就業,會造成什麼結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賺錢多的領域去鑽。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

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什麼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後覺得心情很沉重。術業有專攻,我只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我們從主管到學校,從中央到地方,在鼓勵科技人員創辦企業,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咨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我想這個觀點是有很多爭議的,但是我篤信無疑。

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1985年的諾貝爾獎獲。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後控制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他兩年之前在《科學》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別強調轉化。他說轉化是來自於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麼重要的時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長。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制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跟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我問大家一句,你們認為我們的文化鼓勵創新嗎?我覺得不鼓勵,我們的文化鼓勵槍打出頭鳥,當有人在出頭的時候,比如像我這樣,特別是有人在攻擊我的時候,我覺得很多人在看笑話。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麼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科學跟民主是兩個概念,科學從來不看少數服從多數,在科學上的創新是需要勇氣的。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後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的重視教育。他笑咪咪的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只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我聽了以後嘆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我想我今天的意圖已經達到了,但我想說我並不是悲觀,其實我很樂觀,我每天都在鼓勵自己,我們的國家很有前途,尤其是過去兩年,我真切的看到希望。在這樣的大潮中,我們每一個人做好一件事就夠了,實事求是的講出自己的觀點,在自己的領域內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們的貢獻。這樣,我們的國家就會大有前途。

施一公質樸動人演講:我們缺什麼?

如果今天的演講有一個標題的話,就是:我的科研動力。

我出生在河南鄭州,但成長在河南省駐馬店。為什麼我要特別提駐馬店呢?因為這個地方特別具有代表性。駐馬店相對於河南,就像河南相當於中國,就像中國相對於世界。從地理,從經濟,從科技,從文化,都是這樣。我恰好是在開始有記憶、對社會有感觸的時候成長在駐馬店。

我在駐馬店地區汝南縣的一個小村莊 ── 小郭莊──生活了三年多,然後在駐馬店鎮又生活了整整八年。我在駐馬店度過了十一個春秋,這裡有我人生中最親切、最難忘的一段經歷。雖然那裡的生活一直很清苦,但心裡一直很滿足、很快樂。我在駐馬店小學升初中的時候,當時的小學常識老師對我說了一句話:施一公啊,你長大了一定得給咱駐馬店人爭光!大家可能想不到,這句很簡單的話我刻骨銘心記憶至今。從那以後,每次得到任何榮譽,我都會在心裡覺得是在為駐馬店人爭光。今天,我同樣想說:老師您好!我還在為咱駐馬店爭光。我中學去了鄭州,大學到了清華大學。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駐馬店的父老鄉親,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鄉親在過什麼樣的生活?過什麼樣的日子?

1987年的一件事對我衝擊非常大,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觀幾乎全部打亂了。在此之前,雖然我受到了傳統教育,雖然我的父親告訴我要做一個科學家、工程師,其實我心裡並不知道自己將來想幹什麼、能幹什麼。

1987年9月21日,我的父親被疲勞駕駛的計程車在自行車道上撞倒,當司機把我父親送到河南省人民醫院的時候,他還在昏迷中,心跳每分鐘62次,血壓130/80。但是他在醫院的急救室裡躺了整整四個半小時,沒有得到任何施救,因為醫院說,需要先交錢,再救人。待肇事司機籌了500塊錢回來的時候,我父親已經沒有血壓,也沒有心跳了,沒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醫院的急救室。這件事對我影響極大,直到現在,夜深人靜時我還是抑制不住對父親的思念。

這件事讓我對社會的看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我曾經怨恨過,曾經想報復這家醫院和見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當值醫生:為什麼不救我父親?!

但是後來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這麼多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經歷著像我父親一樣的悲劇。如果我真有抱負、真有擔當,那就應該去改變社會、讓這樣的悲劇不再發生、讓更多的人過上好日子。

直到父親去世,我一直非常幸運。從小學就接受了很體面的教育,中學、大學更是如此,大家都很關照我;我不缺吃,不缺穿。我缺什麼呢?我覺得我缺回報。父親去世後,我真的開始懂事了,我發誓要照顧我的母親,回報從小到大愛護、關心我的老師和父老鄉親。

我們缺什麼?我們缺這份對社會的責任感,我們缺這份回報父老鄉親的行動。

在清華大學,我每次給生命科學學院的新生做入學教育的時候,我都告訴他們:你千萬不要忘了,你來到清華,你不止代表自己,不止代表你個人,你也同時代表一個村,一個縣,一個地區,一群人,一個民族。你千萬不要忘了,你肩上承擔了這份責任。

我真的希望,不管是我自己,我的學生,還是我的同道,我們每個人真的要承擔一點社會責任,為那些不像我們一樣幸運的人們和鄉親盡一點義務。這是我除了對科學本身興趣之外的所有動力,也是我今後往前走最重要的一點支撐。謝謝大家!

這個人的回國預示了中國科技勢必崛起

美國一直引以為傲的是擁有強大且眾多的高科技人才。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出於國家利益和戰時需求,美國依靠以「阿爾索斯」命名的美軍偵察部隊,通過強制和非強制手段,把戰敗國德國、義大利的幾千名科學家工程師帶到了美國,迅速集聚了急需的原子物理學、核物理學、化學和數學等軍工領域的專家。這些人才對美國二戰後的快速發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連續修訂、出台了《美國競爭力法案》、《加強自然科學技術工程學及數學教育法案》等一系列有關國家未來科技人才發展規劃的重要法案及政策,整體反映出美國政府的人才戰略和強烈的憂患意識。

如今,中國的科技雖然取得了重大發展,與美國卻依然有不小差距。當務之急是要解決頂級科技人才問題。要向美國學習,吸收全球頂尖人才。

施一公曾加入美國國藉、在美國居住18年之久,如今放棄在美國擁有的一切,返回中國。他還回絕了美國人千萬美元的研究經費,辭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職務。

今天,我們偉大的祖國科技上真正漸漸拉小這些差距,真是有了像施一公這樣的人才,不惜放棄自我的無限前途和個人夢想,而只為在世界的任何舞台都看到五星紅旗在飄揚!

這些默默付出心血的科技人才,像屠呦呦、李四光、周培源、施一公、等等,相對於明星藝人,這些人更值得獲得認同的地位和掌聲!

我們欠這些科學家一個由衷的鞠躬!

來源:vcpema綜合自:互聯網掌控主編賀博 ID:hulianwangzk、青塔等、清華研讀間(qinghuayandujian)、賽先生(iscientists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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