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像1900年的美國,產量全球第一,但科技金融軍事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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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模仿西方模式必然失敗,已有的改革摸索之路和傳統的東方優勢將在當下發揮作用,在辨析了中國道路與西方模式的優劣後,我們是否找到了發展的更精準的方向?中國大而不強的現狀如何改變?美國在二戰後重視教育、科技的歷史給我們什麼啟發?

12月9日晚上,東南衛視的《中國正在說》專欄裡,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陳平,以物理和經濟的跨界思維,以及求學、教學40餘年在西方的親身體驗主講了《中國道路能否超越西方模式》並做精彩互動。

以下為演講全文:

本文摘編自微信公眾號「文匯講堂」(ID:wenhuijiangtang),不代表了望智庫觀點

1

第一次講中國模式是在2009年的巴西

被問中國發展的秘密在哪裡?


我1962年讀中國科技大學物理系,文革後期分到成昆鐵路的眉山電務段,當了五年鐵路工人。後來又在中國科學院做了5年氫彈和平利用。我在1980年代去美國留學做經濟學研究,師從諾獎化學獎獲得者普裡戈金。我們發現了經濟混沌現象,發現文明發展的道路是多種文明在競爭,而不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宣傳的向英美模式的趨同、收斂。世界各國的經濟學家請我去演講,越來越多的感興趣的不是我們做的複雜科學,而是讓我講清楚為什麼中國會崛起。

我第一次總結中國模式的經驗是在巴西,金融危機結束後的2009年,會議的主題是《危機之後 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嗎?》。我講完後,巴西前任財政部長力邀我去首都的巴西總統戰略規劃部。我至今還記憶猶新。他們的辦公室不像是個政府部門,而像總參的作戰部:左邊大螢幕上是中國地圖,標出鐵路、高鐵、高速公路幾橫幾縱,右邊大螢幕上是巴西地圖,也是幾橫幾縱,一看就是向中國學習的。

規劃部的專家問了我一個西方經濟學家從未問過我的問題:巴西每提出一個發展規劃,還沒開始實施,西方媒體的批評就鋪天蓋地而來,破壞環境啊、政府扭曲市場啊。但你們中國怎麼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中國發展的秘密在哪裡?

在毛澤東時代,新中國建立了獨立的、完整的工業體系

我說,憑物理學家的直覺,不是金融經濟學家的教條,為什麼中國金融政策比日本還要獨立,中國發展政策比俄國、德國還要獨立?因為中國在毛澤東時代就建立了獨立自主的科技體系、獨立的國防。所以中國才會有獨立的發展政策。如果沒有獨立的科技體系,那就只會發展東亞模式的依賴經濟。他們非常高興,因為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回答。

中國和西方其他大國競爭到底是處於優勢還是劣勢?我給大家講三個例子。

2

美國德州建輕軌的決策

歷經20年未能通過民主投票


我曾在在美國第二大州的德克薩斯州住過,比四川面積還要大。因為只有貨運而沒有客運鐵路,他們當時提出要建一條輕軌來連接幾個主要的城市。公民民主投票投了多少年?投了20年,到現在還在紙上。

2020年中國高速鐵路網規劃

為什麼呢?因為資本主義制度下利益衝突太多。修條輕軌誰不高興?航空公司不高興,因為人都跑到輕軌去了,它的利潤受損;旅館業也不高興,你坐了輕軌當天就到家了,我的旅館收入就要下降;沿線居民也不高興啊,噪聲增加,我的房地產貶值;稍微遠一點的居民高興,地價增值,但再遠一點的居民不高興: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啊?憑什麼我要交稅呀?所以在西方要修鐵路高鐵,選線、設站都成了問題。

只有在中國,金融危機時投了四萬億,一下子變成高鐵長度全世界第一。所以現在很多國家,包括美國英國要學中國造高鐵,但他們的制度成了制約。印度要征地,私有制又征不下來;美國和德國要選線,就會利益不均。所以中國第一條優勢:社會主義大協作。這種協作模式超過西方制度下的分工加市場交易。

3

中國發展為何比美國快?

在全球化中輸了利潤,贏了就業和發展


第二個故事是《紐約時報》調查得出的。《紐約時報》總想不明白,美國科技先進,怎麼中國發展老比美國快呢?後來調查出來一個秘密。

喬布斯把新研發的蘋果手機和鑰匙放在同一口袋裡,鑰匙把手機的塑膠面劃痕了。下月就要上市了,喬布斯就想一周內要換成玻璃的外殼。開會的副總裁立馬就急了,還沒散會就坐飛機到深圳去了。為什麼?在美國你單單聚集工人要多少時間?9個月。然後美國的工人周末要度假,要看球賽。而中國的工人,高管電話一打,24小時內就來上班了。需要配件、螺絲、電阻,都在隔壁和對面,深圳是產業集聚的、世界最強的加工陣地。

一處組裝蘋果手機的工廠車間內景

蘋果手機50%以上的利潤都被蘋果公司的股東賺走了,中國的工人拿的血汗錢只有5%都不到。

但以今天特朗普的邏輯,是中國贏了還是美國贏了?是中國贏了,因為中國贏得了就業、贏得了發展。美國被蘋果解雇的那些高技術的工人失業了,回來只能測試被退回的蘋果機。薪水下了一大截。所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原來想的是美國一定贏,結果發現中國才是大贏家啊,美國是輸家。

4

對話大前研一和索羅斯:

超強包容能力,讓中國全方位學習他國經驗


第三個故事,中國研發不如美國,經濟發展為何有那麼大動力?一年春節,我餐宴上遇見了微軟的高管,他告訴我一個從未在經濟學文獻中看到過的數字。他說美國現在保持著研發優勢,產品研發出來,從投資到設廠到美國經過議會修改法律標準,到行銷,把錢賺回來這個周期要多長?我說起碼要十年以上。他說確實,歐洲比十年還要長。但中國平均23個月。你說美國怎麼和中國競爭?

日本非常有名的管理學家大前研一,他寫的《United States of 中華》,即《中華聯邦》很暢銷,中華聯邦是指把東北亞東南亞這些中國周邊的國家都加入中國的經濟發展的這麼一個大家庭。當時西方大談中國經濟要崩潰,他卻看好中國經濟。因為他認為中國人學習能力太快了。

他說1970年代日本人很自信,說,What American can do,we can do it。認為美國人能做什麼日本人就能做什麼。現在,日本人說,What Chinese can do,how can we do it?中國人做的事情,我們日本人怎麼做得到呢?

大前研一,日本著名管理學家、經濟評論家,國際著名企業策略家及經濟評論家

大前研一講這話是在金融危機之前,金融危機之後,2010年2月,哥倫比亞大學請我去做金融危機演講。第二天,索羅斯請我在他的量子基金總部吃飯。他問我:西方文明的衰落看來已成大局,將來要看中國能否引領世界了?然後他感嘆了一句,和大前研一的觀點相同,「中國人學得快啊!」。

我反問「您覺得為什麼中國人學得快呢?」索羅斯平時是反應很快的人,但他那次沒有回答。我說是因為中國人可以全方位的學習,科學技術可以學蘇聯、美國,工業製造學德國,管理學日本,分解房地產的使用權學香港,工業園區學新加坡,農業還可以學以色列。中國沒有意識形態的障礙,只有中國有這個包容能力。所以到中國討論多元文化的共存和發展,我認為會比在紐約聯合國討論還要受到大家歡迎。

5

中國對於世界的經驗在於:

分區實驗、分工交易基礎上的社會大協作


中國經驗對世界的影響,是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更早認識到的。而我們中國的經濟學家多數還是認為中國就是有中國問題,以為所有的問題都可以照搬西方模式來解決。其實是不對的。世界發展不均衡,各國國情不一樣,所以要走自己的發展道路。我們有兩千年的統一歷史,統一的語言,而且有強有力的政府主管,所以在國際競爭裡面就比西方講「三權分立」的制度優越得多,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模式是解決了一個分工加交易還要加社會大協作的創新的辦法。

馬克思總結出歷史唯物主義發展的規律,從原始公社到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但是亞洲國家印度和中國的發展道路是不是也和歐洲一樣呢?

馬克思只提了一個問題,亞細亞生產方式,沒有出答案。給出答案的是列寧和毛澤東,毛澤東理解很創新:因為工業革命,英國的圈地運動是把農民當犧牲品的;美國的城市化,黑奴也是犧牲品。只有中國農民不但是革命的主力軍,還是改革開放的動力。全世界誰聽說過鄉鎮企業可以和國有企業競爭,還可以和跨國公司競爭?所以中國發展道路和西方是不同的。

英國通過圈地運動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

為什麼中國可以做到這一點?西方人最好奇了。我說中國人的道理來自於老子和毛澤東的辯證法思想。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我們做混沌理論,有三,就有多樣性了。而西方老講一,為什麼?因為一神教,歸於一,所以趨同的思維,一刀切。拉美、東亞國家、蘇聯東歐國家國情非常不同,他不管,來個休克療法,一刀切,私有化、自由化。中國就不一樣。

所以中國的一條經驗就是中國的雙軌制,同時兼顧了社會穩定和創新。而且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也不像拉美國家或者東歐國家片面地對西方開放,但西方並沒有對他們開放。

中國叫選擇性開放。深圳特區當時爭議很大,其他地方就看著。所以中國有很多改革,包括包產到戶、深圳特區、經濟特區、國企改革,都是各個地區分散試驗,不是像俄國那樣,閉門造車,制定個百年計劃,計劃還沒有造好國家就先垮了。中國是事後的追認,安徽的農村做得好,其它省份就自動地仿效,然後中央總結,最後再立法總結經驗。所以中國走的這條發展道路是遠遠高於西方的一刀切的發展道路。

所以我講,中國改革的成果不但是中國出口導向的成功,外匯儲備增加,而且技術升級,這些都是原來東亞日本走過的道路,中國真正成功在於找到了一條超越亞當·斯密分工加市場的社會協調的道路,也創造了一個新的社會決策的模式就是分區實驗,這樣才能夠實事求是,因地制宜。

6

中國是1900年的美國

最緊迫的是占領科學、金融、軍事制高點


中國道路的崛起,突破了西方模式。中國今天的歷史地位不是像主流經濟學家所講,中國是1970年代的日本,經濟速度一定要放慢,我認為中國就像1900年的美國,下一步高速發展的空間還很大,更重要的是占領科學、金融、軍事的制高點。

此話怎講?因為1900年的美國,和中國現在一樣,工業產量世界第一,但沒有占科學的制高點,當時在德國手裡;也沒占領經濟和軍事的制高點,當時在英國。嚴格來說到1960年代,美國登月成功以後才全面掌握了科學金融和製造業等全面的制高點。以美為鑒,中國下一步的目標是真正地占領科學的制高點。

電影《海上鋼琴師》中,來自舊大陸的人湧向美國追尋美國夢

因為亞當·斯密講過,分工受市場限制,市場不是一個平等競爭的市場,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誰掌握了科學教育的制高點,誰就掌握了軍事和工業的制高點,誰就掌握了金融的定價權。我們要不把這個定價權拿下了,中國要真正解決中國的區域差距問題是不可能的。

7

美國在二戰後將大學建在小城鎮

數以十萬計的科學家專心做科研


那中國有無可能在未來十到二十年占領科技金融軍事的制高點?我認為很有可能。美國不賣給中國雷達預警飛機,中國就造出來了;不賣給中國航空母艦,中國就造出來了,所以中國的科技上升得很快,但是有一點,中國的科技現在還在追趕美國。

美國為什麼科技的可以占領制高點?不是因為美國的教育系統比中國優越,而是因為美國可以搜羅全世界的科技人才。美國在二戰之前科技遠不如歐洲,二戰以後數以十萬計的科學家被美國吸收了。為什麼美國能吸收?美國立國時,所有州立大學受惠於「土地贈與大學」制度,大都設在鄉村和小城市。不僅地價要遠比歐洲、亞洲的便宜,科學家大批地在小城市裡專心做學問,不想升官不想發財,才能有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出諾貝爾獎最多的大學在哪?劍橋,旁邊就是奶牛。我去看看牛頓的蘋果樹,奶牛在那哞哞叫。當年德國出了那麼多科學家在哪?哥廷根大學,那個小城大概只有幾十萬人口,在中國相當於一個小的縣。

韋納·馮·布勞恩1912年出生於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是德國著名的火箭專家,大戰結束之際,布勞恩及其科研班子投降美國,1955年他加入美國國籍,1969年,他主管研制的「土星」5號運載火箭,將第一艘載人登月飛船「阿波羅11號」送上了月球

所以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就要像當年大革命時期,沿海有為青年到延安去創建革命根據地一樣,,把沿海大城市的研究型大學,有計劃地遷到內地去,建立十幾個全世界最好的綜合性的研究中心,而且跟產業、金融行銷整合,我們不要搞國企集團,我們學美國,叫做大學基金會。你給我10年、20年時間,中國一定是全面占領世界制高點,我有這個信心。

用三句話做總結。

第一句,由分到合,從分析科學走向複雜科學,中國整體思維有優勢。西方分析科學從希臘到義大利,一直到20世紀到終點了。現在世界走向複雜科學,也就是中國人講的整體論的時代,要「合」。在「合」的方面,中國人的整體思維有優勢。

第二句,世界發展的規律,時間上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從空間角度看,農村包圍城市,邊緣挑戰核心。所以中國現在是邊緣崛起挑戰核心。

第三句,鄧小平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中國產業技術的新陳代謝是世界上發展最快的,所以中國將會引領未來的世界發展。

8

現場互動


後30年中國倡導分區發展:邊疆生態、內地教育、沿海貿易

黃琳(法國裡爾一大 計量經濟學碩士):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稍有緩慢,股市、樓市也都不太景氣,有人說是改革不徹底所造成,認為政府的手伸得太長、管得太多。您怎麼看呢?

陳平:這是個好問題。前3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為的是吸引西方技術帶動市場,所以經濟的布局說白了就是以跨國公司主導,將中國作為生產基地然後出口。但過去30年只開發了沿海地區。

當沿海地區已出現規模報酬遞減時,你再去投機,就會看到股市泡沫、房產泡沫,然後就是產能過剩。但中國的中部地區有遼闊的空間,改革才啟動,房地產價格也很合理。硬體很好和勤學的學生都等著好老師,所以,如把沿海地區大城市的政府機關、大學、療養院往中間移一移,還有那些經驗豐富的退休教師,到內地都是最好的兼職教師、不可多得的財富。

中國如果實施分區發展,邊疆:生態保護區,內地:行政教育區,沿海:貿易加工區,區域均衡發展,一定極具優勢,這需要有長遠規劃的政府。

當年周恩來政府出台《十二年科學發展規劃綱要》改變了中國科學界的生態。我建議中國一定要建立20~50年的科學發展規劃,您說的問題才可能解決。

全球貿易會呈「三家分晉」:北美、歐洲、中國

李戈(《北京晚報》高級記者):您寫過《特朗普上台 將加速美國主導全球化的終結》的文章,他一家就決定終結嗎?終結對中國未來五年、對外貿易有何影響?

陳平:特朗普很多話其實是在顯示他張揚的個性,未必會實行。將來他在經濟上一定是和中國聯手合作,坐下來談判雙方如何退進。所以一刀切的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終結了,但是雙邊區域協定會加強。我認為如果「三家分晉」,北美一家、中國一家、歐洲一家,最大的是中國。美國那些高檔的房地產賣給誰?只有中國買家有錢。所以特朗普「叫板」中國,實際上是談判的虛張聲勢。我很樂觀。

特朗普講中國是匯率操縱國。我說世界歷史上只有兩個國家有資格操縱匯率,一個是大英帝國,一個是美國。他們掌握海軍霸權,想在哪兒發動戰爭就在哪發動戰爭,才會有金融霸權。所以你要說中國操縱匯率,我馬上宣布,中國對等地到世界貿易組織控告,美國是世界最大的匯率操縱國。這句話,我還是在G20預備峰會墨西哥會議上講的,第一個和我握手的就是西拔牙前總統、巴西前總統、新加坡前外交部長,他們說講得太好了,他們都是受害者。

中國文化三駕馬車或可解決文明衝突:道家+孫子兵法+儒家

李亞男(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生):您提到了老子和毛澤東的思想,您覺得中國發展道路、發展模式背後的文化智慧是什麼?如何用於國際競爭?

陳平:昨天下午我見了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馬丁·雅,他寫了一本書《當中國統治世界》。他非常關心如果中國未來主導全球化,將有何特色?

我說中國文化是有三駕馬車,在世界上最暢銷的是老子的《道德經》,老子喜歡講辯證,且其辯證是講以柔克剛,不是西方人向來以武力占領資源,這不僅合人性,也符合天人合一。所以老子的觀念既是生活方式,也是治國理念、治國思想。所以我奉老子為我們「複雜科學」的鼻祖,高於柏拉圖和歐幾裡得。對於這一點,日本科學家、西方科學家都讚成。

第二條,毛澤東從來不打無把握的仗。當時左傾路線攻擊他:你算什麼?不就是看《孫子兵法》、《三國演義》嗎?不錯,《孫子兵法》是比德國的戰略家還要高明。中國的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核心思想都來自《孫子兵法》。《孫子兵法》在西方也是最暢銷的。從這一點,毛澤東比西方人都崇拜的拿破侖還要高明。

第三條,是儒家。儒家真正最核心的貢獻什麼?第一重視教育。第二重視家庭。中國人聯繫發展協作靠的是家庭。

如果中國能把儒家文化和《孫子兵法》和老子思想結合在一起,我認為或許可以解決當今的世界文明衝突。

去三線城建大學,依循的是「科學中心跟著人走」的中外經驗

靳斌(中國傳媒大學教授):我個人不太同意您的在三線城市建大學的設想,尤其對於人文類、社科類、藝術類的學習來講,脫離了中心城市的環境之後,在很大程度上會吃虧。

陳平:這個問題我有親身的體驗。中科大從北京搬到合肥,我覺得簡直是太幸運了。學術做得好的大學,劍橋、牛津、史丹佛、普林斯頓,沒有一個在大城市。合肥科大按人均發表的論文就是中國第一,量子通信等前沿科技都是中科大所做。這是一點;第二點,歐洲文藝復興的民間基礎紮根於小城,讓人感動。我的老師都是一些物理學家,普裡戈金鋼琴彈得很溜的,發明宇宙大爆炸哲學的羅伯特·赫曼,他可以做抽象派雕塑,所以西方的科學家又是藝術家。他們是怎麼養成的?你去德國任何一個小城,你拉起合唱隊,管風琴一奏,就是交響樂,所以,德國音樂欣賞水平遠遠超過美國的搖滾樂,所以他文化的根基恰恰在於鄉村。

所以真正的科學中心是跟著人走的。發揮我們的延安經驗,十幾個人一群到延安,馬上就成了革命中心、文化中心了。

我做科研最欣賞的是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敵進我退,敵退我追。現在中國和美國、歐洲、日本都在搶占制高點。美國人已經說,爬不動了,我們半山歇歇吧。中國有一派說:我們是不是該歇歇了?我們爬得太辛苦了。但如果是我,此時恰恰是中國的最好機會,要搶占制高點,我們就贏啦!

鄭若麟:謝謝您的精彩演講和問答。中國實際上早就突破了西方理論的框架,在走一條成功的道路,但是就會有人老在那裡罵我們。這就使我想起一句法國人常說的話:les chiens aboient la caravane passe,用我們的話就是說:讓狗去叫吧,我們早已絕塵而去。或者說讓他們去說,我們繼續走下去,我們一定會成功。

附文:

西方學者很疑惑:中國如何用30年,完成歐美社會百年的工業化過程?


文丨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朱雲漢

本文摘編自作者新著《高思在雲:中國興起與全球秩序重組》,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授權轉載,該書中,朱雲漢以大歷史觀解讀全球大變局與中國道路,深入探討了中國興起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意義這個大問題

孟子言:「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原來就是中國傳統中獲取政治正當性的一個核心概念。儒家思想強調的「民為邦本」,是一種有兩千年傳統的精英政治模式。

這種精英政治模式就是以培育與選拔有才德的人進入政府體系任官,並輔以道德激勵、物質獎懲以及監察舉報等機制,來維持整體國家治理機構以謀求全民福祉為基本導向,以最終做到「民享」為目標,這就是「民本主義」的要義。

中共目前仍面對各式各樣的挑戰與難題,有些難題不容易跨越,但不容忽視的是,這個政治體制的正當性建構在中國傳統文化脈絡裡,有其論述基礎。

「做一天中國,一天就好」

正因為如此,面對中國政治體制,西方學者非常困惑:中國如何用那麼短的時間,完成歐美社會百年的工業化過程?因為根據他們自己的政治經驗,如果沒有「民治」,怎麼可能有「民享」呢?不過中國學者可以反問:菲律賓與印度有「民治」,但是它們有「民享」嗎?所以這兩者之間也不能直接畫等號。

西方學者也發現,他們不但不能否認中國這30多年來的具體發展成果,中國在承辦北京奧運、處理汶川地震災難、應對全球金融海嘯時所展現的統籌兼顧能力,也讓他們必須承認,自己的政府沒有這個條件以那麼快速有效的方式去應對危機、迎接挑戰。

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的《世界又熱又平又擠》書裡第16章的標題是:「做一天中國,一天就好」,他在這章裡談到跟通用公司(GE)首席執行官伊梅爾特的對談,伊梅爾特談了很多關於下一任美國總統應該推動哪些立法以及採取哪些措施,來引導美國社會節能減碳以及擺脫對進口石油的倚賴。

弗裡德曼聽他講完這些理想的方案後,很坦白地對伊梅爾特說:你的這些構想我都很讚成,但這些東西在美國現有的政治體制下都做不到,因為美國的利益團體的遊說政治一定會否決你這些政策;除非「讓我們做一天中國」才有可能一步到位,把這些理想中的法律與政策在一天內搞定,然後第二天開始又恢復美國的體制。

當然,這是弗裡德曼半認真半開玩笑的話,但是透露出他認識到中國政治體制比美國體制更有可能達成「社會最佳選擇」。他也看到了美國政治體制存在很多嚴重的問題,擔心美國處在不斷的內耗過程中,沒有辦法讓這個國家真正有效地應對21世紀的挑戰。

他特別在意美國一定要發展綠色經濟,一定要對可再生能源投入大量的研究預算。但他發現,美國石油界與能源界的利益集團太龐大,他們在國會可以左右所有這一類型的立法,所以他才很感慨地提出這個荒誕奇想。

與西方代議民主維持健康競爭關係

現在少數有反省能力的西方學者,也感覺到必須重新檢討「民主」與「非民主」政體的傳統二分法,應該用廣義的「有效政治秩序」與「良好治理」指標,以及用能否有效達成「社會最佳選擇」作為判準,來比較各種政體的表現以及正當性基礎。

當我們使用這些本質性的指標來比較不同政治模式的優劣時,我們才會對於政治體制的「程序」、「能力」與「結果」三者予以同等的重視。

從寬廣的歷史角度,中國政治體制可以與西方的代議形成一種健康的競爭關係,多種政治體制的並存、相互競爭與彼此借鑒,對於人類政治文明可以產生推進力量。

如果西方代議民主變成唯一的選項,很多發展中國家人民恐怕只能長期忍受或遷就質量低下的代議民主,因為其他道路都被堵死。

我最近認識的一位關心全球公共事務的著名金融投資家伯格魯恩,也提出非常類似的觀察。伯格魯恩是The World Post新聞網站的創辦人,這個網站在全球知識精英社群具有很高的能見度,影響力日益上升。

伯格魯恩最近與政治評論家加德爾斯合著一本名為《智慧治理:21世紀東西方之間的中庸之道》的書,提出很多前瞻與大膽的建議,引發很多回響。他與加德爾斯特別強調西方經驗與東方經驗都沒有展現最適合21世紀需要的政治體制,應該彼此借鑒對方的長處,西方民主體制也應該汲取東方的政治智慧。

中國人只能自己摸索自己的政道與治道

另一方面,中國政治體制的優越性仍有待更長時間的檢驗,因為還有諸多難題與挑戰需要克服,特別是要逐一化解過去30年快速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各種不平衡,以及為此付出的高昂社會成本,包括對環境、健康與社會誠信的過度透支。

同時,中國發展模式仍然需要根據新的發展形勢與挑戰,不斷進行新的探索與嘗試制度創新,因為沒有完全現成的歷史經驗與模式可以依循。

我經常提醒歐美政治學者,中國面臨的治理挑戰其特殊與複雜程度,已經超越目前西方主流政治學理論與知識的范疇。我們要這樣想像,中國的政治體制必須應對人口相當於2.6倍大的歐洲這樣一個巨型國度之有效治理挑戰。

在人口只有5億的歐洲,歐盟與歐元的制度試驗到目前為止還未能證明具有可持續性,一個希臘債務危機就足以動搖歐元的基礎;西方政治學者不要自我膨脹,以為當前主流政治學真有能力指導中國如何建構長治久安的政治體制。

平心而論,歷史上人類社會累積的各種公共治理經驗,面對中國當前所處的歷史情境都會顯得有所不足,中國人只能自己摸索自己的政道與治道。

當代中國繼承的客觀歷史條件——人口如此眾多,幅員如此遼闊,國土安全天然屏障如此單薄,各區域氣候、地理與人文條件差異如此之大,人口與土地的關係如此緊張,地質與生態環境如此脆弱——先天上就構成巨大的公共治理挑戰。如何在這些極為特殊的條件下建立統一的、穩定的、有效的政治權威,既能維護國家安全與民族獨立自主,又能夠推進快速的經濟現代化,絕非易事。

中國當前面臨的內外動態環境——社會結構與利益群體愈來愈複雜,以個體為單元的主體意識日益牢固,與世界經濟體系的依存關係日益緊密,幾億人在農村與城市之間快速跨域流動,網路科技與社會媒體爆發性增長,知識界的意識形態爭論既情緒化又混亂,各級公權力機構的獨立性也正面臨被傳統血緣宗派關係與權貴資本主義兩頭侵蝕的危險——這些複雜的情勢更讓公共治理的挑戰加劇。

中國政治體制應該還有很大的制度創新空間與潛力

盡管挑戰如此艱巨,到目前為止中國政治體制仍展現出令人驚訝的韌性與調適能力。展望未來,中國政治體制應該還有很大的制度創新空間與潛力,也仍有必要借鑒各國進步思想與成功的實踐經驗。

例如「審議民主」的理念與「審議民調」的直接民主實驗,可以在中國更廣泛地接地氣,讓「社會主義協商民主」的內涵更充實、更具可操作性。

我2013年在台北遇到史丹佛大學「審議民主研究中心」主任費什金教授,他與何包鋼教授主管的團隊已經在中國大陸好幾處與地方政府合作進行協商民主試驗。

例如,2006年浙江溫嶺市第一個采納費什金設計的審議民調程序,推出「預算民主懇談」,讓公民代表在預算範圍內決定優先啟動哪些公共建設項目。這個模式陸續被江蘇無錫、廣東順德、安徽淮南採用。2012年雲南鹽津更將這個模式全面納入鄉鎮政府的整體預算編列程序,並鼓勵群眾直接參與並監督預算的執行。

21世紀將是民主試驗創新的大時代。網路社會與大數據的神速發展,將為個別公民、利益攸關群體、官僚體系及政府決策者之間的聯結、互動與溝通關係帶來根本性的改變。在社會媒體蓬勃發展與大數據唾手可得的時代,所有民眾都可擁有處理複雜信息的能力。

在網路時代,每一個公民都有機會在政策制定與執行的過程中貢獻一己之力。人人都可以成為分享知識、意見與信息的傳播平台;人人都可以成為激發同道、動員群體、聚集資源的發動機;人人都可以成為督促、監督政府與幹部的排頭兵。如果能將這樣的潛力轉化為推進與落實「民主決策」與「民主監督」原則的法寶,將是民主制度的重大突破。

同時,代表中國共產黨自身傳承的「反官僚主義」與「群眾路線」指導思想在網路時代也應該被賦予新的內容與實踐方法。中國這一屆主管人以大力度推進「打貪」與「禁奢」,其嚇阻力量無遠弗屆,主要就是倚靠群眾,每一個公民都可以通過網路進行舉報、搜證、監督與建言,讓腐敗行徑與奢華作風明顯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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