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上過大學的女生,都應該知道的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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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莊秋水

系纜何家泊,時已雨止雲散,斜陽西照時呈萬道金光,倒影水中。牛羊成群,野鴨歸巢,一片晚景,令人心寒。於是同人合唱黃河一歌,稍鼓旅人之壯懷耳。1919年8月2日,鄧春蘭和其他五名女性到了這個叫何家泊的地方。在讀《晉京旅行記》的時候,這個畫面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一襟晚照下的黃河,年輕的嬌媚的姑娘,關於未來的期望,在這位22歲女性的筆下,有一種奇異動人的力量。她那嬌弱的身軀、宏闊的心靈和高遠的志向,正是這次長途旅行所象徵的東西——20世紀女性的抗爭精神。

鄧春蘭絕對是1919年的一個代表人物。在這年的5月19日,她給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寫了一份公開信,申述婦女與男子應該在職業和政權上一切平等,為此,應以教育平等為基礎」,從而要求國立大學增女生席,實行男女同班。

▲ 資料圖:鄧春蘭

可以說,近代以前,女性鮮少獲得教育機會,只有少數士大夫家庭的女孩,可以接受一些家庭教育。郭立誠女士是四世同堂的詩禮大家族,據她回憶,傳統的閨秀教育,每人都要在家塾讀上三五年的書,學得文理粗通,會記帳打算盤,會寫清楚明白的書信就夠了,然後就回到閨房學習裁剪,學習烹調。(郭立誠:《中國婦女生活史話》)近代以來,民族主義興起,「天足運動」「女學運動」都是從「強國強種」的角度,以期培養強健的母親,開通民智。先是教會學校招收女生,然後有一些專門女塾出現。清末學部亦頒布了《女子小學章程》《女子師范學校章程》,女性開始擁有接受初等教育的權利 。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通電各省頒行《普通教育暫行辦法》十四條, 將學堂改稱學校,初小男女可同校,應該說這是一個好的開端。只是此後保守風氣再起,女性教育受到遏制。女子教育的方針,則務在使其將來足為良妻賢母, 可以維持家庭而已。」這是教育總長湯化龍的觀點。袁世凱則在1915年1月頒定的《教育宗旨》中宣稱:「女子則勉為賢妻良母, 以競爭於家政……至女子,更舍家政而談國政,徒事紛擾,無補治安。」因此,女子教育在學校編制、課程設置上都有一些特殊規定。比如課程設置上,小學校女子增加縫紉課,女子中學校缺少三角法,但增加家事、園藝、縫紉等課程。女子師范學校不僅要附設小學及蒙養園,還要附設小學教員講習科及保姆講習科,同樣要學習家事、手工、園藝、縫紉等課程。女子職業學校的主要科目為蠶科、刺繡、染織、裁縫、編物、造花等。這都與當時的教育宗旨緊密相聯。鄧春蘭後來的回憶文章頗可證實當時女性求學的艱難。這位甘肅姑娘的早年生活堪稱幸福。她的父親開通而有遠見,他不許妻子給女兒纏足,當妻子抱怨,「不纏,那麼大的腳,沒有人家要」,他慨然應對:「沒人要,我養著。」七歲的時候,父親又送她去讀初等學校。

雖然她讀的是初等小學,也還是念《三字經》《百家姓》《中庸》《大學》這些傳統科目,12歲升入高等小學,也讀《禮記》《左傳》《詩經》。饒是如此,她和兩個姐姐,還是要面對社會上「不做姑娘的事情」的指責,所幸她們的父親非常堅定,不理會這些社會議論。18歲時,鄧春蘭又和一位有為青年自由戀愛結婚。她循著新時代女性的生活軌跡向前。用她自己的話說,「雖然我本身在家庭中沒有受到封建壓迫,但是在社會上處處看到的是男女不平等的現象」。譬如,男性可以進入各式各樣的學校,學習各種專業,而女性只有一個高等師范學校。於是,有了那封寫給蔡元培先生的公開信。不過,此時由於五四運動後的風潮,蔡元培去職離京,沒有見到此信。鄧春蘭則考取了北京女子師范,成為甘肅六名女學生之一。她的父親鄧宗為了避嫌,將女兒由官費改為自費。7月25日,六名女學生登上木筏,開始了這次歷時一月有餘的求學之旅。姑娘們先乘坐木筏,中途換船只,改乘大車,然後搭火車,在8月27日下午抵京。鄧春蘭自幼身體羸弱,此行多備藥物。不過從她的日記中可以看出,這位甘肅姑娘對這次旅行的熱情——除了十幾份家信,她還每天記旅途日記。「此行經地甚多,其山川草木之奇異,風土人情之不同,有為吾所未嘗夢見者,故為是日記,以志雪鴻之跡。」(《甘肅文史資料》第十七緝)她的部分旅行日記幾個月後刊登在北京《新生活》雜誌上。如果有足夠的敏感,閱讀這些日記是令人難忘的體驗。鄧春蘭文筆頗佳,心靈壯闊。 「始四點,即入黑山峽,經大廟堡,堡居南岸,形勢險要,樹木深蔭,田苗競秀,悅人心目。」在7月28日的日記裡她如是描述沿途所見。「計自解纜以來,輕流急湍,一瀉千里,俄而驚風駭浪,俄而大石當前,已擴我生眼界不少。」她和女伴們經歷風浪,亦時時暢神娛己。在同日的日記裡,她們上岸遊玩,當地婦女怕生人,躲避起來。她們找到「一幽靜之地,清水潺潺從石縫流出,於是解衣灌之,坐石上納涼,心神舒暢,好景難留,遊戲久之,日落始回」。很快,她們開始思鄉。在8月6日的日記裡,鄧春蘭寫道:「未幾,大風狂起,波濤怒號,黃沙滿天,不辨東西,一念故鄉,不禁愴然……抄錄這些日記,是想閱讀者亦能代入那個時代,開放一切感官,如此則自能領會這次旅行的意義。對女性解放這樣宏大的主題,非站在實地,恐怕不能有切己的體會。在啟程之前,鄧春蘭又擬了《告全國女子中小學畢業生同志書》,附上致蔡元培的信,讓她的先生蔡曉舟轉投報界。北京《晨報》和上海《民國日報》分別於8月3日和8日刊登了這份呼籲書。

在呼籲書裡,鄧春蘭先提到世界範圍女性地位提高,「歐戰告終,西半球之女子,多因助戰功勛,實行獲得參政權利,出席國會,為議員者已有多人,將見其女總統出現矣」,然後提到中國女性教育尚未平等,「遑論職業,更遑論參政」。於是,這位年輕女性懷抱「與其依賴他人之提倡,何如出於自身之奮鬥」的熱誠,鼓呼一個百折不回不達目的不罷休的教育平權運動。

當鄧春蘭舟車勞頓奔赴理想之時,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國文部旁聽學生李超因肺炎在北京含恨而逝。原本再平常不過的死亡,在數月後發酵為一起公共事件,彼時的一流人物們借此事件,由女性解放及家庭制度,從而將女性問題與啟蒙話語相結合,作為構建現代性想像的一部分。李超和鄧春蘭頗有一些相似之處。譬如,李超幼年接受的也基本屬傳統教育,她在私塾修習經史,民初進入梧州女子師范學院就讀,轉而赴廣州求學。兩位年輕女性同樣冀望自身可以跳脫出時代局限,接受高等教育。不過,兩人家庭和個性上的差異,又使得她們擁有迥異的現實道路和精神世界。

▲ 資料圖:李超

李超父母早逝,雖然家境不錯,卻要依附過繼來的兄長,因此她數度求學,都要和兄嫂鬥爭;而她年過二十,尚未嫁人,也令家人焦慮,幾番逼嫁。這種家世經歷使得李超成為符合啟蒙話語的一個「樣板」。1919年11月30日,上千人參加了在石驗馬大街女高師學校召開的李超追悼會。在此之前,《晨報》從19日至26日,連續刊發《李超女士追悼大會啟示》為之造勢,此後也連續報導追悼會現場及後續聲音。

據12月1日《晨報》報導,現場僅詩文挽嶂約有三百餘份,李超遺像放置於東首的一座彩棚內,上有蔡元培手書橫額「不可奪志」 四個大字。主辦方還向來賓贈送李超遺像和胡適所撰《李超傳》。而追悼會上一眾名流的演說,則把這場追悼會變成了婦女問題演講大會。在追悼會前,胡適用五天時間寫完了《李超傳》,他自道為一個無名女子作傳的緣由:「因為她的一生遭遇可以用作無數中國女子的寫照,可以用作中國家庭的研究材料,可以用作研究中國女子問題的起點,可以算作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30日他的致辭仍是譴責舊家庭的黑暗,女子沒有繼承權,明明家裡有錢卻無權支配,外出求學尚需借款,推究根本,則是女性不被視作後嗣的大問題。陳獨秀則歸咎於社會制度的迫害。梁漱溟隨後發言,不讚同陳獨秀,以為女性問題需要「使婦女界感覺他們自身種種問題,有了迫切的要求,自然會尋覓路子去解決」,「涵養與發揮情感」就是一種「正面的積極的路子」。(《晨報》1919.12.17)有別於男性啟蒙者的姿態,追悼會兩位女性發言者之一、女師大學生孫繼緒則呼籲男女教育平權。對女性實在的狀況,她不諱言,「現在中國女子的智識,當然不如男子」,不過這是數千年社會制度養成。接著她反問:「就是現在的男子,能像今天這些教育名家的,又有幾人呢?」故而孫繼緒疾呼:「我們要求女子與男子平等,必定要先求教育的平等。要女子在社會上能活動,必定要先使他有這種能力,有這種智識。」(《晨報》1919.12.22)鄧春蘭投書蔡元培,引發報館期刊熱議男女教育平權這一公共話題,孫繼緒無疑應該受到這一風潮的影響,藉此公共機會,不吝鼓呼。作為「中國女權史上的一個重要犧牲者」,23歲的李超被塑造成一位反抗英雄。在給嗣兄的信裡,李超展露出好學進取的自主意識,「蓋近來世變日亟,無論男女,皆以學識為重。妹雖愚陋,不能與人爭勝,然亦欲趁此青年,力圖進取」,堪為新文化運動的示範成果。1920年教科書改為白話文,商務印書館當年出版中等學校《白話文苑》教科書,《李超傳》被收入其中。如果比較胡適為她所作的傳記和朋友們為她收集整理成冊的《李超女士行狀》,後者那些文章和信札,保存了一個更加真實、鮮活的一個亦新亦舊的女性形象。她有求學的耿耿志向,又牽連於舊家庭,既多悲情,又多意氣。她所顯露的軟弱不單是性格缺陷或者蔑視可以說明的,其中包含著深沉的歷史悲哀,那是過渡時代女性心長力絀下的悲劇。據李超同班同學程俊英回憶,她沉默內向,「平時很少和同學交談,總是愁眉不展」。(程俊英:《回憶女師大》見《程俊英教授紀念文集》)李超以遵從家人的婚姻安排,換取北上求學的資格,然而風潮丕變下的人卻不是倏忽間可以簇然一新的。

1919年9月,蔡元培復職,年底他就解決了男女同校的問題,既然教育部並沒有規定學生只限於男性,那麼女學生就可以報考,只要及格就可以錄取。1920年2月,北大第一次招收了九名女生在文科旁聽,22歲的鄧春蘭是其中之一,她進入哲學系,成為中國第一批男女同校的女大學生。但教育部和社會上對男女同校可不像蔡校長那樣舉重若輕。北大頻頻受到教育部和總統徐世昌的質問和告誡,不得不對女旁聽生甄別試驗。以致陳獨秀在《新青年》上回讀者信時抱怨:「關於男女同校這個問題,本來沒有什麼深的理論使得當個問題去討論,像這種淺近的事大家還要大驚小怪的起來反對,可見我們中國人底程度還同六十年前反對鐵路時代差不多……」(《新青年》第八卷第二號)

▲ 頗具影響力的革命雜誌《新青年》

1916年之後,《新青年》雜誌刊登了許多鼓吹女性獨立自主的言論,而接受教育和經濟獨立被視作落實這個目標的手段。1921年,陳鶴琴做《學生婚姻問題之研究》,發現新文化運動以來接受新思潮的男學生多半期望配偶有知識,而在已婚的男學生中,不滿意妻子缺乏知識的人最多,約有57.71%。(《東方雜誌》1921.2)然而當少數女性接受教育反而造成她們不願結婚、抱持一種獨身主義,或是擇偶條件提高而不得不獨身的狀況出現後,社會上反而出現一種高等教育=獨身的刻板印象。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從19世紀末以來,女性被視為傳統最深層的受害者,她們是需要被解放的群體,同時社會又害怕她們真的被解放。鄧春蘭為自己和她的女性同儕籌劃了一條「革命之路」,先是與男性受同等的教育,提高程度,在知識方面趕上男性,然後要改革婚制,不要早婚,最後要謀職業教育的普遍,使女性經濟獨立。可惜她中途失路,1920年8月她生下女兒,1922年初又因為懷孕臨產,中止了自己得來不易的學業,輟學隨夫去了合肥。北人南遷,不慣氣候,新生兒夭折,她和女兒也一直生病,只好返回蘭州。從此,在1933年丈夫病逝於北京之前,鄧春蘭一直獨自在蘭州教書謀生,養育孩子。期間,蔡曉舟在上海曾與一位女護士結婚。1938年她因思想左傾被蘭州女師辭退,之後一直閒居,與父母共同生活。這位勇敢的女性,身處一個舊者已破新者未成的女性未有之大變局,新思想與舊道德依違離合。理想的摩蕩,令她一度成為湧起的時潮,現實的掣肘,卻把她卷入一種兩頭不到岸的尷尬境地。長居西北的鄧春蘭,多年之後是否會回憶當日在王府井大街135號,正訪問中國的杜威夫人,專門宴請她們這些二十出頭、北大新招的的女學生,然後合影留念。她是否還保存著這照片?不過,我猜想她肯定會無數次想起那次遠行。「離親別鄉,長驅異域,所經困難,更甚男子,精神體力,反日健旺」,那是她最光華燦爛的歲月。在旅行中,她領悟了女性的本質:和男性一樣,她和無數的她們,也屬於這浩大的世界。這世界風險重重,也極為有趣。

【註】本文原標題為《鄧春蘭:女士無雙》

【作者簡介】

莊秋水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東方歷史評論》高級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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