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最困難的歲月是怎麼讀書和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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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底,毛澤東發出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北京形成上山下鄉運動高潮。1969年初冬,16歲的習近平來到陜北的延川縣,開始了他的7年知青插隊歲月。

最近,中央黨校策劃組織的系列採訪實錄「習近平的七年知青歲月」系列文章刊出後,引發網友熱議。今天庫叔刊出其中一篇《近平在梁家河從來沒有放棄讀書和思考」》以饗讀者。

本文摘編自微信公眾號「學習時報」(ID:studytimes)

採訪對象:戴明,1952年生。北京市海淀區西頤中學學生,1969年1月與習近平一起到延川縣梁家河大隊插隊,住同一孔窯洞。1970年招工離開梁家河,曾做過教師、科技副縣長,西安地質學院產業處處長,在長安大學公安處副處長(正處級)任上退休。

采 訪 組:本報記者 邱 然 黃 珊 陳 思 等

採訪日期:2016年6月6日

採訪地點:中央黨校電視台演播室

問:戴明同志,您好!1969年,您與習近平一起到陜北的梁家河村插隊。請您講一講當年知青插隊的背景和選擇到陜北去的原因。

戴明:知青插隊的背景,簡單來說,就是席卷全國的「上山下鄉」運動。我們當時都在學校上學,毛主席發出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這個號召一發出,每一個人都必須積極響應。

實際上,我們當時也談不到「想去」或者是「不想去」,這就像是一場巨大風暴,把我們都卷到裡面了。如果我們不響應號召,那肯定不行。如果不走,居委會的老太太太、學校的老師、革委會的工作人員,就會天天找上門來談話,動員我們下鄉插隊。

根據國家安排,我們那一批知青,插隊的目的地主要是山西和陜西。我問我父親是去山西好,還是去陜西好?我父親毫不猶豫地說:「當然是陜西好!陜北可富裕了,條件很好。婆姨都不上山勞力。」

我父親之所以有這樣的印象,就是因為他們在陜北工作的時候,當地有一個持續了多年的大生產運動,農業各方面發展得很好。而且,當時南泥灣留給我父親的印象非常深刻。就像那首民歌裡唱的「南泥灣,好地方,好地呀方,好地方來好風光……到處是莊稼遍地是牛羊」。所以,他對我說:「你肯定要去陜北。」

那一年,我不到17歲,近平不到16歲。因為近平早上一年學,所以他是我們幾個北京知青當中年紀最小的。

問:你們從北京出發趕赴陜西,已經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您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嗎?

戴明:還有些印象,一些細節還記得挺清楚。我們是1月13日出發的。近平和我們幾個都到了北京站,當時一看,好家夥!人山人海,擠都擠不動。有知青,有來送行的家人,還有維持秩序的警察、軍人、車站工作人員,整個站台擠滿了人。當時,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為人太多,他們沒能擠到前面去。

我們乘坐的「知青專列」能容納一千多人。車停在那裡等待出發的時候,我們心情還是很好的。有這麼多人送我們,場面這麼隆重,有點兒像去當兵的感覺,覺得還挺光榮的。可列車一開動,車上車下就是一片哭聲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為畢竟都是些十幾歲的孩子,大多都沒怎麼單獨離家出過遠門。

多年以後,近平曾在一次訪談中回憶起當時出發的情景。他說:「在去延安的專列上,我記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個專列上沒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當時車底下我的親屬都說,你怎麼還在笑啊?我說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這兒有命沒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這不是好事嗎?我哭什麼呢?他們聽後就破涕為笑了。」

「知青專列」從北京出發,經過河南,過黃河大橋,沿著隴海線,一路到了西安。沒換車,火車又開到了銅川。抵達銅川的時候,已經是晚上了。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過饅頭、鹹菜,之後就準備出發了。出發的時候,天已經亮了。一兩百輛大卡車來接我們,那個卡車還不錯,上面加了一個篷子遮風擋雨。我們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車鬥裡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輛卡車能坐二十幾個人。

近平和我上了一輛卡車。我們上車的時候,看到當時的情景壯觀得很:前面出發的車在環山路上排成了長龍,黃土滾滾,鋪天蓋地。當時看到那個情景,我們都很興奮。等到上車走了半天,凍了一路,吃了一路的土,我們也就不興奮了。

就這樣,一路顛簸到了延安。下車的時候,我們身上全都是土,變成一個個「土人」了。天已經黑了,我們住在一個學校裡。經過一天的顛簸,知青們非常疲憊,有人就把桌子一拼,躺在桌子上很快就都睡了。

我睡不著,就找了幾個人出去溜達。那時延安城特別小,我們轉了半個小時就轉完了。延安當時最高的一個樓就是新華書店,是個二層樓房。整個延安黑咕隆咚的,只有長途汽車站前面有一個路燈,寒風一吹,燈罩「啪啦啪啦」地響,燈光一閃一閃的。當時我的心情簡直沒法描述——「原來這就是延安」,心裡涼了半截。

接下來的一天,我們繼續坐卡車,從延安到延川200裡地,當時那個路非常難走,全都是盤山路,在塬上繞來繞去,走了很長時間。遇到比較好走的路,車一開快了,又很冷,黃土一直不停地從縫隙裡灌進來。我們就把口罩、棉帽子都「武裝」上了,有什麼都往身上裹。

從這裡開始,我們就發現原來的大卡車長龍變得稀稀拉拉,車越來越少了。每到一個地方,就有一些車停下,一部分知青就到站了。我們的心情也越來越低落,怎麼越走車越少?我們怎麼還不到地方呢?我們見到荒涼的黃土高原,以為快到目的地了,沒想到走了那麼久,還有更荒涼更貧窮的地方,當時真是感覺走到了世界的盡頭。但車還是一個勁兒地往前開,最後滿眼都是黃土飛揚,卡車只剩下幾輛,我們的心情越來越絕望了。

近平一路上都沒怎麼說話,我們的話也漸漸少了,一是疲勞,二是忐忑,我們都蔫了。車還在一直不停地往前開,總也不到地方。車上有個知青沉不住氣了,就拍著車廂對司機喊:「師傅,你是不是走錯了?」司機說:「這條路我走了多少次,走不錯的!」

我們終於到了文安驛公社。下車的時候,發現同行的卡車已經所剩無幾了。一下車,公社就給我們每人發了一本《毛主席語錄》,一條白毛巾。

吃過飯,各個生產隊的人都已經在公社大院裡等著我們了,負責人一念名單:某某某,哪個生產隊的,跟各村的人對號入座。梁家河來的人幫我們背上行李,領著我們就走了。

梁家河的老鄉推來了一輛平板車,給我們拉大件行李。其他十幾個人,把我們的行李背上。村裡的老鄉對我們可好了,什麼都不讓我們拿,行李都是他們背。我們就拎點小件,有的連小件都沒拎。

我拿的行李是我用票買的一個很大的三合板箱子,我把被褥、隨身物品全都裝到裡面了,箱子很沉。村上最壯的一個勞力——一個名叫「會兒」的小夥子,把我那個箱子用繩子捆起來背在身上。

我們一路往梁家河走。梁家河在一條很深的山溝裡面,山溝窄的地方,那架平板車勉強能通過。終於到了梁家河,「會兒」已經累得不行了,我去拎我的箱子,他跟我說:「這是你的箱子呀?差點沒把我腰背斷了!」

現在你要是從北京去延安,坐高鐵就幾個小時,當天就能到。坐飛機當然就更快,一個多小時就到延安了。從延安開車到梁家河只要一個多小時也就到了。

問:你們到了梁家河以後,生活是如何安頓下來的?又是如何適應的?

戴明:到了村裡,我們十五個知青就分組了,其中九個知青分到一隊,也叫「前隊」。近平和我們五個人,分到二隊,也叫「後隊」。他們前隊有幾個女生,都在一起。我們後隊六個男生,沒有女的。梁家河的生產隊長就覺得,男女比例不均衡,人數也不均衡,想重新分配一下。

我們嫌和女生在一起麻煩,就跟他說:「沒關係,我們不要女的!」

隊長說:「你們不要女的,誰給你們做飯?」

我們就說:「隊裡給我們派個做飯的嘛!」

隊長說:「做飯的工分誰給?」

我們就說:「你們隊裡給出工分嘛!」

隊長也不跟我們計較,就應下了。就這樣,我們後隊的六個「和尚」住到了梁家河團支部書記張太平家裡。張太平人很聰明,有文化,而且能說能幹,所以村裡讓他當我們的房東,這樣跟我們這些北京知青更好交流和相處。後來也確實是這樣,太平就住在我們隔壁窯洞。他沒事就跑過來跟我們聊天,也給我們講團的知識。

但是,光明白道理,光有知識也不行,我們還是要面臨生活中實際的困難。

近平以前提到的過「跳蚤關」,這對我們知青來說,確實是非常難忘的記憶。陜北那個地方,像貓啊,狗啊,豬啊,這些動物身上都有跳蚤,它們沒事都喜歡往窯洞裡面跑,這樣就把跳蚤傳染給了人,人和人之間又互相傳染。我們六個人在一個炕上睡,只要其中一個人身上有跳蚤,其他五個人也不能幸免。有時候我們生產隊開會,甚至一個大隊的幾十個人都擠到一個窯洞裡,實在擠不下,門口外面再坐幾個。人擠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傳染上的。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癢起來非常難受,抓來抓去的,皮膚就抓破了。但到後來,我們就習慣了,也學會了防治跳蚤的辦法:燒一大鍋水,把衣服燙一燙,衣服裡面的跳蚤就都殺死了。

一開始,上廁所我們也不習慣。當地的廁所,就是在窯洞外面找個角落挖個坑,四周一擋,就是廁所了。廁所又臟又臭,冬天蹲在那裡,寒風吹得人渾身哆嗦;夏天,蚊蠅到處都是,所以我們在那裡,都養成了快速上廁所的習慣,方便完了就趕緊從廁所裡逃出來。像我們現在這樣,坐在家裡廁所的馬桶上看書、玩手機,一坐就是半個小時,在當時是不可想像的。

在陜北農村,洗澡也比較困難。淋浴當然沒有。冬天,我們就只好燒點熱水,拿毛巾往身上擦一擦。天氣轉暖之後,我們六個人一起到溝裡的水井旁邊去洗澡,這樣就省得把水擔回來洗了。擔水要走十幾分鐘,我們剛來,還不怎麼會挑水,為了圖方便,就到那口井旁邊沖涼了。雖然穿著遊泳褲,但是村裡人笑話我們,說大小夥子還光腚,以後我們就再不好意思那麼洗了。

對於吃的東西,我們也很不習慣。不過,我們剛去的頭兩天,各自到老鄉家吃派飯,夥食還可以。我們給老鄉支付四兩糧票和兩毛錢,老鄉盡量給做好的,把家裡平時捨不得吃的都給我們做上。有玉米面饃饃,有豆面饃饃,這就已經是當時最好最有營養的食物了。老鄉家裡的小孩都看著我們吃,很眼饞。當然,這和我們之前在北京吃的夥食比起來差太多了。

後來,我們在自己的灶上吃,夥食就更差了。當時我們十六七歲,正是長身體的時候,每天吃野菜團子、黑米糊糊、玉米糝子這些非常粗糙和難以下咽的糧食。有時候,我們能吃上小米飯,這就算是最有營養的了。但小米飯太幹了,感覺沒法吃,一嚼起來滿嘴竄,咽不下去。我們經常吃不飽肚子,晚上睡覺的時候,躺在炕上,我們就聊吃的,越聊越餓。

到了春節,生產隊為了歡迎我們,特意弄了幾桌好吃的,並且讓全村人都來吃。那頓飯真不錯:有八大碗,有各種菜,還有炸酥雞。那頓飯吃的香得不得了,我們都驚嘆:陜北怎麼還有這麼好吃的東西?

正月十五過完了,整個村子裡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殘。我們當時還奇怪,人都哪裡去了?很快,我們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飯了,從這裡走到銅川、西安,沿路乞討。

我們了解這個情況後,非常震驚,心裡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鄉,自己肚子都吃不飽,甚至還出去要飯,卻沒有虧待我們知青。這些事情,加強了我們對這片土地的了解,增進了我們對父老鄉 大家的感情,更促使我們進一步認識社會的現狀,加深了我們對這個國家的認識。

石春陽的父親給我們做了一段時間飯後,我們就開始自己做飯了。我們知青有國家補助糧,每個月四十四斤原糧,其中有玉米、小米。我們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著吃,有時柴燒光了,玉米碴子還沒熟。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得吃夾生的。沒有菜,大家就讓我去跟老鄉要點酸菜,我就硬著頭皮去要。因為陜北很缺菜,老鄉也很困難,他們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們知青去要,他們還是會給一些,有時候能給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來,我們六個人一人分一點,就著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強把肚子糊弄飽。

近平後來在訪談中回憶起酸菜,他說:「長時間吃不到酸菜,還挺想。」這就是那個時候留給我們的特殊記憶,因為那種條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經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玉米碴子經常煮不熟,是因為柴禾不夠燒。打柴對於我們來說是一個難題。老鄉有時候到山崖邊上,冒著生命危險去砍那種硬邦邦的酸棗刺。老鄉能上去,我們卻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對付不了那種到處是刺的灌木。這種柴很好,耐燒,不需要燒太多就能把一鍋飯做熟了。

我們只能到山上去摟茅草,一摟就是一大捧,看著挺多的,回去填到灶台裡,一點火,那火「呼隆隆」地響,幾分鐘就燒沒了,結果鍋還沒燒熱,茅草已經燒光了。我們一看,這不行啊,今天沒燒的了,做不成飯就要挨餓了,於是就六個人一起去打柴。結果,我們六個人打來的柴還不夠做一頓飯用的。因為山上確實沒有柴,都是那種很細的灌木或者茅草。

有一天早上,我們不起床了。隊長來問我們:「為什麼都在這兒躺著不起來?」我們說:「我們是餓得起不來炕了。」隊長問:「那你們怎麼不做飯吃?」我們說:「因為沒柴燒。」隊長說:「這可得想個辦法,別把娃餓壞了。」於是他就批准我們去用大隊冬天儲存下來的玉米秸,那個很好燒。這些玉米秸可是起了很大作用,我們一沒有柴禾了就到那兒抱,解決了燒柴的難題。

在那個時候,我們更深刻地了解到:陜北很苦,延安更苦,延川極苦,梁家河最苦。

問:知識青年下鄉以後的主要任務就是和社員一起勞力,對於當年的辛苦勞力,您還有哪些記憶?

戴明:我們之前在北京上學的時候,學校一般都有學農課程,雖然強度沒那麼大,但是基本農具我們都認識,大部分也都會用。但到了陜北農村,他們有些獨特的農具,我們北京的孩子就沒見過。像一般平原地區的農村,翻地和刨土,用的都是鎬。陜北因為經常開墾山坡地,有一種「老」,比普通頭要寬很多。勞力力越強的人,用的頭口越寬,受力面積越大,翻出的土越多,但是所耗費的力氣也就越大。

陜北的扁擔,跟我們以前見過的也不一樣。陜北的木材很少,扁擔這種必需的農具一旦折斷了,就損失了一根好木頭。於是,老鄉往往就會在扁擔中間增加一根木頭,起到加固的作用。這樣的扁擔就更沉。

陜北還有一種脫粒的連枷,這種農具其他地方也有,但我們在北京學農的時候沒有接觸過。使用的時候,人把連枷悠起來,借著慣性打糧食,這樣糧食和外皮就分離開了。在這裡,婆姨用它來打麥子比較多。她們打麥子時,排成隊,動作一致,一排連枷同時打下來,非常整齊,打谷場上塵土飛揚,熱火朝天。我們這些知青就感嘆,怎麼沒有一個舞蹈藝術家來表現這個勞力場景呢?等我們和別人一起排隊打谷的時候,才知道這個活兒實際上非常辛苦。我們要努力跟別人保持一致,否則就把一隊人的速度給拖慢了。

從適應農具到逐漸加大勞力強度,幹農活確實算是一個挺難過的「關」。對於我們這些十七八歲的大孩子來說,尚且不容易,對十五六歲的近平,更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一開始,我們都是費盡了力氣,活兒仍幹不好,但是社員們卻能做得又快又好。因為他們對這些勞力已經非常熟悉了。

盡管我們幹活不行,但這裡的老鄉很淳樸,對我們這些城裡的娃娃都很好。我們中午在地頭吃飯,送來的飯,幾口就吃光了。老鄉很關心我們,就問:「吃飽了嗎?」我們知青就說:「差不多吧!」老鄉就拿出紅薯幹來分給我們,說:「沒吃飽就再墊吧墊吧。」我們確實沒吃飽,接過來就吃,一邊吃一邊問:「我們吃了你的,你怎麼辦?」老鄉就說:「狗吃了!狗吃了!」我們面面相覷,不知道什麼意思,有的知青就開玩笑說:「那是罵你們呢,說你們是狗!」後來我們才知道,梁家河方言中「狗」和「夠」的發音非常接近,老鄉其實是說自己「夠吃了」。我們知青就和老鄉們一起哄堂大笑。

打壩中間休息的時候,農村的青壯勞力就和我們知青摔跤。近平也經常摔跤,他跟村裡很多年輕人都摔過跤。我們北京青年個頭大,身體上占優勢,而農村青年力氣大,經驗豐富,所以我們之間互有勝負。那段時間,通過一起勞力,一起玩耍,我們相處得非常融洽。

老鄉們知道我們不會幹農活,但只要努力幹活,他們都非常鼓勵。勞力的時候,只要你能努力跟上他們的節奏,他們就會說:「好後生!今天到我家吃飯去!」有一天,我幹得不錯,「會兒」的父親就跟我說:「戴明,今天到我家吃飯去!」

問:您能講一些生活細節和有趣的事情嗎?

戴明:我們剛到梁家河的時候,就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就是鬧洞房。

我們在張太平家住了不久,他就娶媳婦了。他家裡辦喜事,村裡人都來祝賀。當時因為生活貧困,婚禮也沒有現在這麼熱鬧。村裡人到張太平家吃完、喝完、祝賀完就都走了。

我們以為熱鬧就這樣過去了呢,結果村裡的一個叫「石頭」的小夥子到我們窯洞來,跟我們說:「晚上還要鬧洞房咧!」

我們就問:「怎麼鬧洞房啊?」

石頭說:「晚上要到他們新房去‘聽房’,聽他們夫妻倆說什麼悄悄話。他們被攪得煩了,就要給聽房的人好吃的,就這樣鬧。」

我們當時合計著,晚上要是不困,我們也去鬧一鬧洞房,要是睡著了也就算了。結果,到了晚上,村裡人都來鬧洞房了,他們在太平的窯洞外面摳窗戶紙,「呲啦」一下,把窗戶紙摳一個大洞,太平就在窯洞裡面喊:「誰呀!誰呀!」外面的人們就嘻嘻哈哈地笑,起哄。

我們就住在旁邊窯洞,這些鬧洞房的吵得我們睡不著。楊京生就慫恿我們說:「你們也去鬧洞房吧!給東西吃呢!」我們半夜正好肚子餓,一想起有吃的,就有點興奮了,說:「那得去試試。」

結果我們出了自己的窯洞,到隔壁一看,張太平那個窯洞的窗戶紙全都是大窟窿小眼,都快撕完了。張太平沒辦法,翻出一個蚊帳來擋住窗戶。窯洞裡面黑乎乎的,連個煤油燈都沒有。我們在窯洞外面跟著起了一會兒哄,也沒要到吃的,就算是鬧過洞房了。

還有一件事,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我們剛到梁家河的時候,生產隊跟我們商量:你們對幹農活畢竟不熟練,但是無論幹得怎麼樣,只要努力幹了,不看結果,每個人都給你們8分。

當時,村裡的婆姨平均給8.5分,我們比婆姨都低,就不服氣,去找隊長據理力爭:「畢竟我們都是大小夥子,技術雖然不行,但力氣還是有的,比婆姨都低0.5分,實在沒法接受!」隊長很好說話,就說:「那好,你們也是8.5分。」

但我們每天實際拿到手的,還只是6.5分。不過,這就不能怪隊長了,只能怪我們自己懶。每天的8.5分裡面,早工占了2分。但早工的時間實在太早了,每天凌晨四點就要上工,那個時候我們都起不來炕。

但我們還是想掙這兩個工分,隊長就說:「你們又不出早工,這兩個工分怎麼能給你們嘛?」

我就說:「你又不叫我們,以後早上你叫我們去上工,我們要掙工分。」

隊長說:「那好,明天就叫你們。」我們在北京上學時,即使家住得遠,早上也就是六點半起床,住得近的,七點起床,基本上睡眠都夠。這一下四點鐘起床,我們實在適應不了。當時是冬天,本來就睡不醒,四點多鐘,天還是黑的,天上星星月亮還都有呢。

問:隊長來叫你們上早工了嗎?後來又發生了什麼事情?

戴明:第二天早上,隊長就來叫我們了,他和我們窯洞隔著一條河溝,要是繞過河溝走過來,路很遠,要很長時間。於是,就站河溝對岸朝我們窯洞喊:

「京生兒——喔——」

「戴明兒——喔——」

陜北的這種地貌,黃土高原,經流水衝擊,河溝縱橫交錯,所以人們經常隔著一段距離喊話。喊話的時候,鄉 大家會帶兒化音,會用高音,又會拉長音,所以顯得嗓音很嘹亮。陜北的信天遊,大概就是脫胎於此。而且,他們在長音後面還會加上一聲「喔——」,就更有穿透力了。

但是,隊長喊了一陣子,我們的窯洞裡沒有反應。當時我們睡得都正香呢。隔了一小會兒,隊長又喊:

「近平兒——喔——」

「燕生兒——喔——」

喊完了,隊長站在那兒愣了一會兒,我們窯洞裡還是沒反應。隊長又喊:

「家寧兒——喔——」

「平生兒——喔——」「……」

隊長憋足了勁,把我們六個人的名字挨個兒喊了一遍,聲音非常嘹亮,穿透力很強,我正在做夢呢,就被喊醒了。

我睜開眼睛,一片漆黑,我說:「哎呀,什麼動靜?」近平也醒了,他說:「好像是隊長喊。」我說:「這是叫咱們起床呢?」王燕生說:「幾點了?」

楊京生說:「三點多。」我說:「睡睡睡!不理他!」

我們就繼續躺下睡了,隊長還在溝對岸扯著嗓子輪流喊我們的名字,我們就用棉被繼續蒙頭大睡。

等白天上工的時候,我們見到了隊長,隊長一臉鐵青。我就故意說:「哎!隊長,你怎麼不喊我們?早工誤下了吧!」

隊長用沙啞的嗓音氣憤地說:「還說沒喊你們?我都快喊岔氣了。」

這位隊長對我們知青非常好,帶我們勞力,教我們生產技術,也對我們的生活非常關心,可惜他早已經去世了。後來,我們這幾位知青互相聯繫,回憶起這件事,在哈哈大笑的同時,也感慨當年我們的少不更事,以及梁家河的鄉 大家對我們這些北京娃娃的誠懇和寬厚。

還有一次,我們從住的地方上山,翻一個大梁,再下一個溝,到了依洛河村。這個村的知青有十幾個,因為男女比例差不多,就成兩個隊。一個隊全都是女生,都是學校合唱隊的;另一個隊都是男生,都不會唱歌。

每天晚上,依洛河的女生就唱歌,唱得很好聽,住在對面的男生就不服,就和他們對唱。可是這些男生什麼歌都不會唱,就會唱《兩只老虎》——「兩只老虎,兩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無論那些女生唱什麼,他們都用這首歌應對。那些女生平時遇到他們,就開玩笑損他們說:「你們這些土包子!不會唱歌,就會唱《兩只老虎》。以後不要跟我們對歌了!」

那天,我們六個全體出動,就去支援這些男知青了。近平平時不怎麼唱歌,但是那天也和我們一起唱,他嗓門也挺大。我們上來就唱了一首《山楂樹》,把對面的女生給震住了。她們奇怪,這些男生怎麼突然變厲害了?於是,她們就拿出真功夫,唱了一首二重唱,非常好聽。這一下,又把我們蓋過去了。

我說:「別慌,我帶著《外國民歌200首》呢!」我把那本書就交給依洛河的男生了,我說:「你們學習一下吧!你們識譜嗎?」他們說:「哎呀,這個可是寶貝!我們識譜!識譜!」

這本書,我們經常翻,所以那裡面有幾首歌我們非常熟。就這樣,我們那天晚上連續唱了《燈光》《紅河谷》《小路》《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我們甩開大粗嗓子「吼歌」,但是基本上也不跑調。就這樣,一直唱到對面的女生沒動靜了,也不知她們是驚呆了還是睡著了。

問:下面請您具體談談對當年的習近平有什麼印象?

戴明:當時插隊的時候,近平這個人比較沉穩,抗壓能力比較強。這個抗壓,指的可不僅是生活上、體力上的壓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經受的巨大壓力。

近平的父親習仲勛同志受迫害、受批鬥,被下放到河南,母親當時也過著受審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幫子弟」,這樣一來,我們知青的兩大出路——征兵、招工,對他來說都幾乎不可能做到。所以,他要承受著比我們幾個都大得多的心理壓力,也面臨著比我們幾個大得多的困難。

我們家裡給我們寄東西、寄錢,而近平家裡因為這種情況,明顯對他的「支援」就比較少。但是,近平這個人不願意對我們說他自己的一些困難,也從來不跟我們訴苦,更不抱怨什麼,而是把這些事情都藏在心裡不說,由此可以看得出來,近平是一個多麼堅強的人,他從不向困難低頭。

近平也是一個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細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後來,他當了梁家河的村支書,帶領大家建沼氣池,創辦鐵業社、縫紉社,我一點都不吃驚。因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時候,就發現他這個人有一股鑽勁,有強烈的上進心。

我們有時也去周圍幾個村的知青窯串門。那時我們閒得無聊,肚子又餓,就經常一起商議到什麼地方去蹭飯。我們說:「近平,走啊,咱們去梁家塌吃他們一頓!」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裡看書,他說:「我就不去了,你們弄到吃的,給我帶回點來吧。」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歡參與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時間「癡迷」在閱讀和學習之中。他碰到喜歡看的書,就要把書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細研究透徹。當時,我並不覺得什麼,現在想起來,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夥子,同齡人都跑出去玩耍,他還能餓著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來看書、閱讀、思考,這確實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強的求知欲和上進心。

問:請您結合自己的經歷,談一談梁家河下鄉插隊那段時間,對你們有什麼樣的影響?

戴明:人的經歷不同,想的東西不同,對人的影響不同,最後所走的道路就會不同。近平在梁家河插隊的這七年,給他對社會、對人民的認識打下一個很好的基礎。他通過勞力,理解了貧苦勞力人民的生活窘迫狀況。那時,農民的希望和訴求,就是吃飽肚子。而農民生活的困苦,我們在北京城裡幾乎想像不到。

如果沒有插隊這段經歷,我們很難看到農村的真實情況,很難認識到農民的生活現實。我在梁家河插隊是一年半的時間,而近平待了七年多時間。農村生產隊的這段生活經歷,對我一生的影響是巨大的,對近平的影響更是可想而知了。

我們知青下鄉,開始是聽毛主席的號召下去,憑著一腔樸素的階級感情,憑著對毛主席的熱愛,「聽毛主席的話」。下去之後就發現,我們必須跟這片土地和這裡的人民融合,我們真的要依靠他們。他們教我們勞力,幫助我們的生活。所以,我們如果和老鄉建立不好關係,就會生活得很艱難。

因此,我們在農村插隊期間,就逐漸形成了這樣的一個意識:要依靠老鄉,要與老鄉好好相處,要盡心盡力為父老鄉親做事。否則,在農村插隊就沒有價值,我們的未來也就沒有出路。

陜北老鄉對近平也非常好。別的地方不接納他,陜北接納了他,並且對他沒有任何歧視。在近平插隊期間,當地的幹部和老鄉們,一直都在幫近平擺脫這種不利局面,近平也就是在梁家河的這些年,摘掉了「黑幫子弟」的帽子,逐漸發展成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這就為他後來入黨,當村支書,被清華大學錄取,打下了非常重要的基礎。可以說,近平和陜北人民之間是一種親人一般的感情——這麼說一點兒都不過分。

在插隊期間,老鄉對我們進行無私的幫助和教育。反過來看,我們知青也給老鄉帶去很多有用的東西,我們的書本,我們的科學文化,我們給他們講的新鮮事物……這對農村面貌的改變,對鄉 大家思想意識的轉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近平在當梁家河村支書短短一年多時間裡,就讓這個貧窮落後的村子面貌有了很大變化。村裡人不僅能吃飽穿暖,還可以用沼氣做飯和照明,有灌溉井,有鐵業社,有縫紉社,有代銷點,有磨坊……原來一到青黃不接時就全村出動出去乞討的貧困村莊,在近平一年多的帶領下,變得紅紅火火,一片生機。所以,近平要離開梁家河返回北京的時候,村裡人依依不舍,全村出動去送他。

在梁家河那段艱苦的日子裡,近平從來沒有放棄過讀書和思考。我和近平都看過一部書,是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簡編》。書名雖然是「簡編」,但實際是厚厚四大本。我和近平都從頭到尾認真地讀過這部書。對我而言,大概就是讀過了,了解了歷史,豐富了知識。而對於近平來說,他就會有思考、有借鑒、有批判。可以說,他的執政理念,他的思想,就是在持之以恒的讀書生活中積淀下來的。

從實踐層面說,近平在梁家河學到了很多,之後他又返回北京到清華大學深造,畢業之後依次在國務院、軍隊工作了一段時間,又主動回到基層,從縣到市到地區到省到中央……幾十年這樣腳踏實地幹下來,從來沒有脫離過基層。

基層群眾想什麼,渴望什麼,面臨的問題是什麼,每一個層次碰到什麼困難,需要做什麼樣的工作來改變現狀……這些工作內容比他當初在梁家河所面臨的問題要複雜得多,但本質是相同的,那就是:群眾需要什麼,群眾想要怎麼辦,幹部就要帶著大家怎麼辦。近平當選黨的總書記以後,強調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根子就在他對基層群眾和基層實際情況的了解上。

經過知青歲月,再苦的日子都不覺得苦了。以後的日子稍微過得好一點,都會覺得很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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