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為什麼要結婚?——林丹出軌看當代中國婚姻的價值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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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微博被一則消息引爆了——林丹出軌。

林丹也在下午發微博道歉,稱自己對不起家人,向家人道歉。

消息後曝出來,網友們都要炸了!

沒想到,走過了青蔥歲月,也經歷了人生的低谷和高光,這對被視作中國羽壇典範的情侶,如今卻陷入了最不堪的狗血情節。

今天,庫叔給大家分享一篇舊文《中國人為什麼要結婚?》。

文 | 北京大學哲學系吳飛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摘編自微信公眾號「文化縱橫」(ID:whzh_21bcr),轉載已獲授權,不代表了望智庫觀點

當今的商業社會已經是一個過於功利化的空間,我們所擔心的並不是個體自由得不到保護,而是過多的自由已經使現實生活變得人情冷漠。

婚姻家庭作為最後的一塊道德領域,理應在一定程度上與社會中過於泛濫的人情澆薄相抗衡,張揚個人自由之外的其他一些價值。

《婚姻法》「司法解釋三」征求意見稿以及相關的各種爭論,讓很多人不禁問出了這樣一個好像庸人自擾的問題:「我們為什麼要結婚?」這份擬議中的司法解釋已經使人不得不懷疑婚姻生活的基本常識,懷疑家庭存在的根本價值。簡單地檢索一下歷史,我們就會發現,相比古今中外的人們而言,當代中國人確實在這個最基本的問題上越來越迷失了。

古代中國人為什麼結婚?在傳統中國的禮樂文明中,素有「禮始於謹夫婦」(《禮記•內則》)的說法。《禮記•昏義》中這樣安排幾種最主要的禮的關係:「夫禮,始於冠,本於昏,重於喪、祭,尊於朝 、聘,和於射、鄉,此禮之大體也。」這幾種禮都是必不可少的,在古代的生活秩序中都占居非常重要的位置。

婚禮,即經典中說的「昏禮」,雖不像喪祭那麼重,不像朝聘那麼尊貴,卻是眾禮之本,也是人倫之本,換言之,是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根本。所以《禮記•昏義》中進一步說:「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這將婚禮作為人倫之本的意義說得更清楚了。

為什麼婚禮如此重要,就是因為它在祖先和後世之間起到承前啟後的關鍵作用,是家族延續所不可少的環節,是成家立業的必由之路。在中國文化中,婚姻是每個人和每個家庭的大事,它和中國人以家族為核心的價值觀緊密聯繫在一起。古代中國人很清楚,結婚,就是為了延續家族,對祖先和後代負責。

西方人為什麼結婚?西方的傳統與中國非常不同,但同樣為婚姻賦予了不可替代的神聖意義。

《舊約•創世記》第一章裡說:「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上帝賜福給他所造的男女,讓他們生育後代。因此,在基督教傳統中,婚姻被視為神聖的。使徒保羅在《以弗所書》中說:「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這是極大的奧秘,但我是指著基督和教會說的。」

由於《聖經》中的這些說法,天主教將婚配定為七聖事之一,結婚與司鐸祝聖,有著類似的意義,因此兩個儀式的重要標誌,都是一枚戒指。妻子的戒指象徵著她對丈夫的忠貞,司鐸的戒指象徵著他對上帝的虔敬。

在西方的傳統法律體系中,婚姻屬於教會法的管轄范疇,因為它具有神聖的含義。即使到了今天,雖然人們對婚姻和宗教的理解都幾經變化,但婚姻仍然帶有這種神聖的光環。西方的基督徒很清楚,結婚,就是為了榮耀上帝,完成上帝頒布的誡命。

古代的中國人和古今西方人都知道自己為什麼結婚,都清楚婚姻對他們意味著什麼。那麼,我們——現代的中國人為什麼要結婚呢?

自民國以來,越來越多的人不再為了家族的延續而結婚。民國時,婚姻問題還屬於《親屬法》的范疇,因而和古代的家族體系有一定關聯。但新中國建立後,1950年制定單行的《婚姻法》,取消了《親屬法》,這樣做到底是否恰當,現在還有爭議。不過毫無疑問,在中國家庭婚姻制度史上,這是一個巨大的變革。

新中國的《婚姻法》,既不屬於親屬法,也不屬於民法,而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它取消了婚姻的神聖意義和價值取向。相反,它始終貫穿著一種現代中國人所追求的價值取向,體現在它的第一章的兩條原則中。

第一條是:廢除包辦強迫、男尊女卑、漠視子女利益的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權利平等、保護婦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義婚姻制度。

第二條是:禁止重婚、納妾。禁止童養媳。禁止干涉寡婦婚姻自由。禁止任何人藉婚姻關係問題索取財物。

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出來,1950年的《婚姻法》強調的是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理念。在那個時代,人們也很清楚為什麼結婚,就是為了追求自由愛情,建立幸福美滿的家庭。

《婚姻法》後文關於結婚、離婚、家庭財產等的具體規定,無不是為了做到這一基本理念。這個理念與《禮記》或《聖經》中的都很不相同,但仍然是一種令人激動的、值得追求的美好生活。

這種美好生活,究竟是不是現代中國人最應該追求的美好生活,能否成為現代中國人追求的神聖目標,當然是一個需要仔細考察的問題,因為這會關涉到此一法律的文化價值與有效性。但不管怎樣,毋庸置疑的是,這一法律在很長時間當中得到了有效的執行,規範了人們的婚姻家庭生活,幫助很多人做到了他們想追求的美滿生活,也幫助很多人結束了他們不願繼續下去的婚姻。

婚姻與家庭,在現代中國人關於美好生活的安排中有了一個比較明確的位置,因此,雖然人們不再相信古代的家族理念,也沒有西方的宗教觀念,卻知道自己為什麼結婚,知道婚姻為什麼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必要步驟,也知道當婚姻變成怎樣的形態的時候,就已經無法幫自己獲得美好生活,因而需要終結。

1980年的《婚姻法》,將1950年的《婚姻法》的基本原則更詳細、更明確地表達了出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護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合法權益,唯一比1950年《婚姻法》多出來的一項原則是計劃生育。

按照這樣的原則,三十年來的中國人的婚姻仍然有比較明確的目標,《婚姻法》中的主要原則都在幫助人們做到這些目標。這套《婚姻法》指導和管理下的婚姻,仍然有可貴的價值追求。

但是,現在我們正在面對的「司法解釋三」,卻在逐漸放棄這種價值追求。在我看來,這一司法解釋的根本問題,還不在於它支持怎樣的婚姻理念,而在於它完全喪失了任何理念。理念的改變、價值的轉換,都是值得更深入討論的問題,但若是根本就沒有任何理念,完全放棄了婚姻的價值追求,那才是最可悲的事情。

這一擬議中的司法解釋之所以面世,是因為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婚姻生活中出現了很多以前沒有過的複雜情況,因此各地基層法院的法官們在裁決時缺乏明確依據。為了讓法官們在具體辦案時能有統一的標準,避免模棱兩可的模糊情況,最高法院醞釀了這個司法解釋。

換句話說,這更多是為了法庭辦案的簡便快捷而頒布的,而它的結果,卻將會使成千上萬家庭陷入長久的惶恐與矛盾當中。婚姻生活越來越變成冷冰冰的契約,家庭將不再有任何美好和高貴的價值可言。

糾紛解決的方便快捷,當然是理性化政治的必然要求,但是,如果司法政策完全出於技術性的考慮,而不再考慮婚姻中蘊含的價值理念,那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根本意義,而成為單純追求效率的辦案機器。

國家如果只是作為社會生活的一個管理者而存在,它所考慮的主要問題就是效率、方便這些技術性的問題。於是,在制訂法律的時候,最重要的標準就是方便快捷、有章可循。有了這一司法解釋,法官們人手一冊,遇到案件就可以按圖索驥,很快地產生出一個結論。而這給當事人所帶來的卻是無窮的麻煩。

比如,由於第6條規定,「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在婚後產生的孳息或增值收益,應認定為一方的個人財產」,就會打破夫妻之間必然會有的分工合作的關係,使雙方都要為未來離婚時自己的可能損失而擔憂,於是在婚姻中都不願意犧牲和付出;

再如,由於第13條規定,「婚後由一方父母出資購買的不動產,產權登記在出資人子女名下的,可視為對自己子女一方的贈與,應認定該不動產為夫妻一方的個人財產」,父母在是否要幫助孩子買房,以及如何為孩子買房的問題上,就要仔細權衡,考慮到以後自己的孩子萬一離婚,將會怎樣才能更有利。

這樣的規定不僅無助於幫助人們做到美好家庭的理想生活,反而會破壞家庭生活的道德價值。婚姻成為一種負擔,一種麻煩,而不再是美好神聖的生活安排。難怪人們會越來越不知道究竟為什麼而結婚。

讚成者或許力圖表明,這一司法解釋是為了適應時代的潮流、根據社會的具體情況而制訂的。該司法解釋的起草者之一在談到夫妻之間就一方夜不歸宿而簽訂的「空床費協議」時說:「‘空床費協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制約夫妻雙方對自己行為的放縱,也算是對獨守空房一方些許經濟上的安慰吧。」

她在這裡的邏輯是,既然現實中已經有了那麼多婚外情的不忠現象,法律就應該看到這個現實,允許夫妻雙方簽訂「空床費協議」,在給受害者一方經濟補償的同時,也賦予了不忠的一方通過付費來尋求婚外情的權利。這種邏輯不僅沒有起到任何糾正社會風氣墮落、提升道德的作用,而且通過以金錢衡量夫妻感情的方式,認可了社會中的種種不正常的現象。

類似的邏輯在這份司法解釋中隨處可見。這位起草者還認為,「婚姻和情感是兩個領域的事情,法律是調整婚姻關係而不是調整男女情感的。老翁和青年女子去婚姻登記機關履行結婚登記手續時,婚姻登記人員只會詢問雙方是否完全自願結婚,而沒有資格去探詢雙方是否真心相愛,這不是法律所關心的事情。」

她所謂的「調整關係」,就是被動地接受現實婚姻中存在的種種狀況,法律只能認可這些關係,同時給以一些彌補,讓人們在接受現實的同時,獲得一些心理平衡。比起中西古代的神聖婚姻觀,這自然已是相去甚遠;哪怕和1950年和1980年的《婚姻法》相比,法律的意義與功能也更是徹底改變了。

它已經不具有絲毫提升道德、弘揚價值的功能,而完全成了法官用來辦案的技術依據。夫妻之間一清二楚地明算帳,家庭關係徹底退化成契約關係,家庭的組合,與任何商業性的結合沒有什麼兩樣,那還為什麼結婚呢?

按照一些學者的說法,這套解釋中也並不是沒有價值的,因為它支持和推動了個體自由。的確,一個完全掏空了價值觀、徹底淪為辦案機器程序指南的法律,是不可想像的。據說,其中的某些規定可以盡量保護夫、妻、第三者、非婚生子女等每個人的自由。

我們且不說上述關於財產分割的各種規定並不是在保護個體的自由,反而使婚姻中的個體陷入更大的不自由當中,就算是這一司法解釋真的能保護婚姻家庭中每個個體的自由,那我們就必須追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個體自由真的應該成為法律保護的唯一價值嗎?

其他各個法律領域對個人自由的強調往往更加著力,而婚姻家庭立法上卻總顯得保守一些,這恰恰因為,在婚姻家庭問題上,個人自由並不是最重要的價值。個人的自由當然是現實社會的一大趨勢,對自由的強調無疑屬於我們時代不容置疑的意識形態。

但是,任何一個健康的現代社會所支持的價值,並不只有個人自由這一種,甚至並不將個人自由當作最重要的價值。只有在其他更重要的價值同樣得到保護的前提下,個人自由才能得到真正的保護,並且變成能夠引領人們走向幸福生活的康莊大道。

當今的商業社會已經是一個過於功利化的空間,我們所擔心的並不是個體自由得不到保護,而是過多的自由已經使現實生活變得人情冷漠。婚姻家庭作為最後的一塊道德領域,理應在一定程度上與社會中過於泛濫的人情澆薄相抗衡,張揚個人自由之外的其他一些價值。

我們前面看到,《禮記》中之所以重視婚姻,是因為婚姻會服務於家族這個更重要的群體;《聖經》中之所以認為婚姻神聖,是因為婚姻來自更重要、更神聖的上帝的誡命。1950年的《婚姻法》之所以取得了巨大成功,就是因為它所保護的婚姻自由並不只是個人之間的自由,而是個人追求美滿家庭的自由。

這套司法解釋的制訂者們都知道,感情往往是容易變化的,感情上的一時認同往往並不意味著幸福生活。如果法律所保護的僅僅是個人根據自己的意願來選擇的自由權利,而絲毫不關心家庭的幸福、生活的質量、道德的提升,那麼,作為《婚姻法》基本原則的「保護婦女、兒童和老人的合法權益」的說法都將變成一紙空文。

無論文化和宗教有怎樣的差別,人類社會往往將婚姻家庭當作一種神聖的制度,因為它代表和固守了人類非常高貴的美德。這些美德與家庭之外的很多價值相互制約,抵消其他的價值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才可能保證社會的良性運轉,使家庭外的價值能夠更好地起到積極的作用。

在張揚個體自由的現代,穩定家庭的價值不是削弱了,而是加強了。雖然古代的大家族不復存在,但現代人對家庭的渴望和依戀卻更加強烈。個體自由固然可貴,卻也是危險、孤獨、不易承受的;若是將個體自由當作唯一的價值,法律也就會慢慢淪為辦案工具。

在這個時候,只有能夠有力地維護家庭倫理,保護家庭穩定的社會制度,才能使個體真正得到滋養、獲得力量,勇敢地承擔和做到他的自由。法律應當能夠幫助每個自由人找到結婚的理由,而不是以冷冰冰的自由,剝奪我們對婚姻僅存在的一點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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