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開復:人工智能來了,怎麼才能不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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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國家會議中心周圍聚集了各路科技界人士,2017全球移動互聯網大會(GMIC)在北京舉行。近來紅得發紫的人工智能(AI)話題無疑是這裡的主題,當天霍金遠程視頻演講中的「人工智能威脅論」更是將這個話題引向新聞爆點,「人工智能是有根除疾患和貧困的潛力的,但是研究人員必須能夠創造出可控的人工智能,否則,人類文明將面臨被超級智能毀滅的危險。」視頻彼端的霍金這樣說。

正是在此次大會上,青閱讀記者見到了剛剛出版了《人工智能》一書的李開復先生。在人工智能領域,李開復有發言權,他曾在卡內基梅隆大學攻讀計算機博士並曾在微軟任職,所從事的項目都與人工智能有關。如今他以科技商人的身份繼續看好人工智能,在書中探討了人工智能和人的位置,以及在人工智能時代,個人應該做些什麼才能避免被AI取代,企業應該如何升級才能在新的商業變局到來前抓住先機。書中李開復提到了「五秒鐘法則」,符合這一法則的工作可能將在人工智能技術成熟之後迅速被取代。

僅此一本

李開復親筆簽名版

《人工智能:李開復談AI如何重塑個人、商業與社會的未來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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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工智能時代成為必然,我們是否應該擔心人類社會被高端智能電腦控制,或者從短期來說,普通人如何應對人工智能帶來的失業衝擊?李開復的《人工智能》一書似乎對此持樂觀的態度,他更偏重於告訴讀者:當人工智能的時代不可避免的到來時,個人應該做些什麼,才能避免被AI取代?企業應該如何升級,才能在新的商業變局到來前抓住先機?他認為人們無需擔憂和懼怕人工智能時代的到來,需要做的,應當是盡早認清AI與人類的關係,了解變革的規律,更好地擁抱新時代的到來。這不妨是一種參考角度。


被取代,一直以來是人類對人工智能產生恐懼的重要原因,大多數人機倫理的討論也在於此——人類處在主宰地位太多年,這樣的特殊位置怎能被自己鍛造的聰明機器取代?比「人機關係」更實際一點的,是對機器即將取代人類工作崗位的職業危機擔憂,就像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讓一些工作消失,那麼人工智能時代,又有誰要承擔失業的疼痛呢?

會場裡一個細節令人印象很深——每一個科技精英進入國家會議中心前都要經過一道極為嚴格的安檢,穿著安保制服的年輕人把每一個進門的人近身檢查一遍以後,放他們入場討論「人工智能」可以帶給人類的美好未來。精英並沒有在大談「未來安檢可以由機器取代」的時候想起門口那些安檢青年的臉,而保安們也毫不知曉會議室的「美好未來」裡有沒有他們的一席之地。

身處科技前沿的人總是說,「技術革命一定會帶來轉型的陣痛,但陣痛之後一定是光明。」但比起只看到技術能為我們的生活帶來的美好願景,也許切實關注一下技術革命會對我們的工作崗位和勞力力市場帶來什麼波動、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是更為務實的一個途徑。

本次GMIC大會有一個富有深意的主題語——「天工開悟」,科技不是天工而是人工,但對於科技的「悟」恐怕是我們的必答題。本期青閱讀採訪《人工智能》一書的作者李開復和關注人工智能話題的學者餘亮,請他們從各自的角度來探討AI時代的職業危機問題,這也是一種「悟」。

李開復

機器能做好的事業

年輕人就不要進入了

Q

青閱讀:在您看來,什麼是人工智能?為什麼說我們已經生活在人工智能時代?

李開復:人工智能的定義經歷過很多次轉變,但是直到今天,被廣泛接受的定義仍然有很多種。我認為,偏重實證是近幾年來人工智能研究者的主流傾向,有推敲人工智能該如何定義的時間,還不如去跑幾個深度學習的新模型,發幾篇深度學習新算法的論文來得合算。

雖然對人工智能的定義沒有統一,但是人工智能卻已經幾乎無處不在,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人工智能技術已經是手機上很多應用程序的核心驅動力。蘋果Siri、微軟小冰是智能聊天類應用,新聞閱讀軟體依賴人工智能技術向用戶推送最適合該用戶的新聞內容,Google照片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快速識別圖像中的人、動物、風景、地點……這些都是我們身邊已有的人工智能。

Q

青閱讀: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讓一些工作消失,讓一些人失業,您覺得人工智能的革命也會帶來這樣的陣痛嗎?

李開復:我認為那些僅僅通過重復性的練習就能習得的工作技能,是一定會被AI取代的。但是,還有很多人所特有的、綜合素質的技能是無法被取代的。此外,因為人與機器產生了新的協作方式,還會出現新的工作類型。

從短期看,AI的發展會帶來一定程度的陣痛,我們也許很難避免某些行業、某些地區出現局部的失業現象。但從長遠看,這種工作轉變絕不是一種以大規模失業為標誌的災難性事件,而是人類社會結構、經濟秩序的重新調整,在調整基礎上,人類工作會大量轉變為新的工作類型,從而為生產力的進一步解放,人類生活的進一步提升,打下更好的基礎。

Q

青閱讀:哪些職業會率先被人工智能取代?

李開復:我有一個「五秒鐘準則」,即一項本來由人從事的工作,如果可以在5秒鐘以內的時間裡,對工作中需要思考和決策的問題作出相應決定,那麼,這項工作就有非常大的可能被人工智能技術全部或部分取代。基於這個原則,我個人預測,從事翻譯、新聞報導、助理、保安、銷售、客服、交易、會計、司機、家政等工作的人,未來10年將有約90%被人工智能全部或部分取代。

Q

青閱讀:那您認為現在身處這些行業的人應該怎麼做呢?

李開復:要往高處走,要深度思考,要跨領域,要知道人工智能的限制是什麼——人工智能是在單一領域基於大數據進行客觀判斷的系統,那我們就要做戰略型的跨領域的更深入的思考。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新聞報導領域現在應有寫稿程序,一些體育賽事、公司發布的季度財報、股市分析這些內容機器已經可以完成。那麼接下來,比如讀李開復的新書做採訪會難一點,也許5到8年會被機器取代,再難一點,就是針對多領域的分析,比如川普今天的減稅政策對中美關係有什麼影響,因為這個問題橫跨政治、經濟、中美關係,可能需要10年時間AI才能完成這樣的報導。像《紐約時報》David Brooks的專欄,或者普利策獎獲獎作品,AI也許永遠也寫不出來。

Q

青閱讀:如果是這樣,目前我們如何能在教育上,盡量讓更多人擁有不會被機器替代的工作技能?

李開復:我覺得就是知己知彼嘛,機器不善於做什麼,我就多去做什麼。機器不善於在一個領域鑽研的很深入,我們就要努力比機器鑽研的更深入;不僅要有很強的技術,還有要有社會責任感;最重要的一點,機器真的不能取代我們的審美觀,對美和愛和感情的追求,和我們的心靈碰撞、我們的緣分。所以考慮到我們的孩子的時候,就要教育他們全方位發展,做自己喜愛做的事情,跨領域、更努力、更勤奮。

Q

青閱讀:那些在職業學校裡想要通過掌握一門技術來傍身的年輕人,在人工智能時代到來的時候,他們有未來嗎?

李開復:可以選擇服務業。我們不要排斥服務業,服務業是機器無法替代的工作。跟我們的醫護人員、匠人、藝術家一樣,做服務業的人應該有特別崇高的地位,他們不是二等公民。不能跟孩子說,你去做一個按摩師是一個很丟臉的工作,做導遊是不好的事情。要讓孩子投身服務業,投身無償的服務業,去老人院孤兒院做志願者。這些工作可能是以後最適合人類做的事情。

Q

青閱讀:他們就不要再繼續學做鉗工之類了?

李開復:也不能籠統地說不要,因為我覺得藍領也是會逐漸被取代的,有些藍領會更快被取代、有些可能會比較慢。但是那些很快要被取代的,比如計件組裝的工作就不要做了。不能說明天就沒有藍領那麼簡單,我們對於人工智能要有一個基本的判斷,那些機器能做好的事業,年輕人就不要進入了。

餘亮:人工智能會顛覆現有的政治經濟學體系

人工智能並非科學界專屬的議題,因為涉及到人之定義、生產生活、文化社會,作為生產力的人工智能,也正在被知識界關注。按照部分科技界人士的說法,2017年或成為中國的人工智能元年;知識界也早已掀起了關於人工智能的討論。

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研究員餘亮就是其中一位。他在虎嗅、觀察者網、「智能國」微信號等媒體撰寫了相當數量與人工智能議題相關的跨學科文章。談及和人工智能的緣分,要追溯到餘亮的大學時代:「本身學的純理科,數學系的概率論和運籌學專業,雖然學的不好,但我對策略和效率的興趣一直延續下來。當下的人工智能恰恰是一個算法、策略的集合。」接受青閱讀記者專訪時,餘亮這樣說,他本人很喜歡尋找提高效率的工作辦法,比如通過語音識別輸入法完成打字工作,「在外面做演講報導,以前會等待速記員的速記稿,現在有了語音識別的人工智能系統,可以低成本高效完成語音和文字的轉換。實際上強化了個人。」

要面對人工智能帶來的「取代」

政府的作用很關鍵

採訪這天剛好趕上五一勞力節,這個時間點討論人工智能在不遠的將來究竟會如何取代人們的工作再合適不過。對於李開復所提到的「五秒鐘法則」,餘亮並不反對,在他看來,所有能找出規則、模式、並且重復模式的職業都會面臨被取代的危險,「翻譯、速記、新聞甚至於法律工作者都面臨危險,90年代的人工智能思路和現在不同,是人來尋找規則,編成程序喂給機器,但人類其實並不了解自己大腦神經的複雜規則,所以也沒法有效教育機器。但現在隨著大數據技術和計算能力的提高,人類開始讓機器自己從海量數據(人類行為記錄)裡尋找規則(擬合函數),生成出來的模式、規則遠比人類找到的多。」他舉出俄羅斯一家銀行最近辭掉大量法務人員的例子說,「法務工作的背後就是條文查詢,條文也是數據的一種,機器對於條文的檢索、總結和生成能力比人強得多。」

「其實很多討論都是針對傳統的白領,但我覺得他們因為受到的教育水平不低,想得到轉行的機會應該不難。」是的。很多時候談到「取代」,我們更容易想到離我們生活更近的城市白領,但目之所及的已經面臨流水線生產帶來工作危機的藍領工人,如何理解他們的處境呢?餘亮認為,要理解人工智能只是人類誕生以來對工具的重視的一個最新發展,人不能外在地去討論或者對抗,而要深入到其邏輯中去博弈。李彥宏說,過去的工業革命是人要去學習如何操作機器,現在是機器在主動學習和適應人類。這就意味著機器和人的博弈關係已經有了變化。政府的作用很關鍵。在互聯網+、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已經作為國家戰略寫入政府工作報告的今天,也應該要有國家體系層面的對勞工職業問題的準備,「特別是教育體系的改變,從孩子基礎的教育到成人的職業教育,不論形式還是內容都應該引入人工智能、以及科技的新知識。」

餘亮用最近工人文學小組成為社會熱點的新聞打比方說,「讓勞力者在勞累的工作間隙通過文學得到升華和慰藉是好事,對抗異化嘛,不過我也在想,理工科的知識分子是不是也可以去和工友們接觸一下。」餘亮和一個物理系的研究員談及這個想法,「我問他如果讓他給工友講課,會講什麼。他說他會從每個勞力者手中都有的智慧型手機開始講起,一步一步講解手機中蘊含的科學知識、手機的生產流程,中國的工業化道路和民工的偉大貢獻。我覺得這個想法很好。」

AI時代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政治經濟學

往深一步將講,從當下人工智能的討論可以看到,今天在知識分子當中會有一種割裂。科學技術分子中的很多人考慮不到工人的處境甚至人的特性,比如現有的所謂算法推薦新聞客戶端就建立在對人性的粗糙理解上。而人文知識分子呢,能夠重視生產關係,但往往是繞過生產力(技術)來討論生產關係,最後都是隔靴搔癢。餘亮說,要注意,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為了平等而討論平等,而是為了生產力而討論生產關係。恩格斯首先是位工廠主。

餘亮提及學者潘毅到深圳工廠流水線上做女工做調研的經歷並表示欽佩,「潘毅關注到的女工的痛苦已經落腳在具體的生產環節,不過她主要還是直接從生產關係視角去看,比如宿舍勞力體制。對於工業生產、市場競爭本身的艱難並不關注。所以同樣路數的知識分子就可能被荷蘭那個所謂的‘公平手機’忽悠。討論要歷史化。比如左翼關於勞力力的討論,其實是在馬克思於工業時代定義的‘勞力力’上展開。那時候有就業後備軍和剩餘人口。AI時代是否可能就不需要那麼多勞力人口了?福柯曾經論述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如何使得‘人口’代替了啟蒙知識分子重視的‘個人’概念,成為實際的政治經濟載體。所以也許我們應該重新理解勞力力、人口甚至GDP概念了。」

餘亮想到的人工智能發展對政治經濟學的另一個啟發是,對生產與分配的關係需要歷史化思考。「福特公司曾經引入生產線這樣的生產方式,大量降低製造汽車的成本,同時工廠雇傭大量工人,工人拿到薪水就可以去買這樣的汽車。但後來工業自動化極大發展,生產線上沒有人了,美國汽車工會的人就反問汽車公司:你們生產出來的汽車誰來買呢?賣給機器人嗎?」餘亮得出一個推論,「人工智能真的落到社會生成領域,面臨的問題就是,舊的分配方式(市場交換)無法匹配新的生產制度。人工智能會重新定義生產關係和分配關係,同時也會顛覆現有的政治經濟學體系。」

如果卡爾•馬克思知道人工智能這回事

對科技的有效思考離不開政治經濟社會學等層面,人文知識分子和科學技術分子在這些領域有分歧,同樣的,關於人工智能的論爭也在知識界內部引起看似激烈的討論。

不久前,《讀書》雜誌組織了一批優秀人文學者討論人工智能話題,並整理成「如何把握我們這個複雜的時代」一文刊於《讀書》雜誌5月號。學者們延續90年代人文精神大討論的思路,進行了一番思想層面的探討。

「有些遺憾。」餘亮說他對這樣的論述方式略感失望。「正如你無法設想莫言或者錢理群可以有效討論量子物理對人類文明的衝擊。左翼意識到社會分工和失業的問題,熟練地使用‘異化’、‘主體性’這些概念,我不是說這樣的討論沒有意義,只是說,如果把‘人工智能’換成‘生物科技革命’或者‘工業自動化’,那麼這樣的討論幾乎可以一字不改地重來一遍。而這正是能被人工智能學習到的‘模式’啊,如果只限於這樣,那未來人工智能就能完成這樣的討論了。」 那麼如何有效圍繞技術討論政治經濟學呢?餘亮說:「生產關係與生產力不可分割,技術是生產力最重要一環。這幾年網上出現了一個半玩笑的概念,叫‘工業黨’的興起。雖然有人會批評他們只講生產力不講生產關係,是國家主義之類雲雲,說的不能算錯,但問題就是,人家確實從事過生產、技術工作,有生產力領域的專業理解,就是比你知道的多,即便他們要討論人文社會問題也會有抓手,務實的討論總比務虛的強。這就是為什麼知乎會興起的原因,知乎很多作者擁有技術生產和商業經驗,討論起社科問題會比社科知識分子的討論更有看頭。」

在他看來,國內社科知識分子不論何種立場,都還沒有做到深入生產力環節談人工智能。相比左翼學者,另一派學者的理解也有同樣問題,「《讀書》也發表了周濂的文章《用政治‘鎖死’科技?》,前半部分思路對頭,能夠超越人類中心主義,但後半部分又直接躍入價值觀宣言——強調必須從人類中心主義出發才能解決問題,追隨福山,認為西方民主制度萬能藥能夠解決科技問題。和左翼知識分子類似,繞開經濟基礎直接談上層建築。回想一下,19世紀的洋務派也說過要堅持中學為體,這沒有錯,但是沒有用!」不過餘亮認為周濂的討論可以啟發出一個問題:一國之內率先控制科技有無可能?要從全球博弈的現實主義角度去思考,正如歐洲工業革命是把痛苦轉嫁給殖民地。中國不能再讓自己首先淪陷於失敗的痛苦,這絕不是一個坐而論道的問題,人文知識分子要去關注科技工作者艱苦地做到了什麼成就。如果中國能率先探索解決問題,還可能給世界創造新的辦法。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界有沒有辦法就「人工智能」完成一次不被人工智能嘲笑的、言之有物的對話呢?在餘亮看來,相互學習是必要的。他向人文類的讀書會推薦了《終極算法》、《數學之美》、《工業大數據》、《機器人的未來》等科普書,並強烈向記者推薦《智能革命》(中信出版社)一書,「這本書有點意思,裡面不止講技術,還談到數字鴻溝、工具理性、國有企業改革經驗,甚至談到波蘭尼社會保護運動這樣的社會科學問題,人文知識界的學者也許可以通過這本書看到技術界是怎樣反向吸收諸君創造的文化理論的。而人工智能界,既然已經可以通過對海量病歷的機器學習來提升醫療水平,為什麼不能把社會保護的歷史數據當作一種社會病歷,通過大數據和機器學習來學習和總結經驗?正如有技術員對唐詩做的高效大數據分析那樣。」

採訪的最後,餘亮轉述了科幻作家劉慈欣在《智能革命》序言中提出的一個問題。科幻、文學、人工智能,這樣的跨界頗為匪夷所思,但這個問題很具有挑戰性:「如果卡爾•馬克思知道人工智能這回事,他關於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會是什麼樣子?」

今天剛好是5月5日,馬克思的誕辰日,我們也以這個問題作為這篇報導的開放式結尾,希望大家能得出一個不會被人工智能計算出的答案。

文|張知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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