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的道德操守與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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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的發展積累了更多的資本,政府對經濟的刺激逐漸導致貨幣泛濫,使得銀行家再也不是手握稀缺資源的貴族大亨,競爭的加劇、監管的趨嚴、股東的壓力,使得銀行家絞盡腦汁盈利,甚至在不恰當的薪酬激勵和缺乏有效的風險合規約束下做出違規之事。這是銀行自己應該承擔的罪責。但銀行經常也作為所有經濟問題的「替罪羊」。

文章來源:《中國金融雜誌》

作者:周瓊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戰略發展部總經理

2017年第1期《中國金融》雜誌的卷首語《金融的情懷》和2016年第12期《中國銀行業》香港金管局總裁陳德霖的文章《銀行業如何重建昔日的道德操守》,讀後頗多感慨。認同文中很多觀點,還想探討下這個話題。

為何銀行家的聲譽下降

陳德霖分析全球「銀行家聲譽緣何一落千丈」,第一條原因就是銀行運作模式和管治架構的轉變導致銀行股東、管理層與客戶之間的信任缺失。銀行從早期的家族或私人合夥方式,變為有限責任的公眾股份制銀行。這是一個深層次原因。

《摩根財團》中有段關於早期銀行的描述:「銀行家的事業是代代相傳的;銀行的信譽以父傳子;代代相傳的財富產生了代代相傳的高雅風格。」既然銀行家的票據在遙遠的地區也必須一見即能承兌,所以一提起銀行家的名字,就必須給人以信賴感。但由於銀行規模的擴大,對資本要求的提高,銀行不可避免地走向資本市場。銀行的資本募集勢必社會化,家族、合夥制的銀行被上市銀行所取代,銀行信譽「以父傳子」的時代走進了歷史。

中外(至少是英、美)銀行家聲譽下降這一(大家認為是)普遍性的現象,有一種可能,是我們對過去因為不了解而在想像中美化。一般人大概只記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的「占領華爾街」。其實,美國、英國社會對銀行的指責也歷史悠久。《摩根財團》中寫道:「(1873年北太平洋鐵路股票大跌的)慘敗之後,大家普遍認為華爾街是一條罪惡之街,是它腐蝕了一個質樸的拓荒民族的道義和禮節。美國大眾在後來不止一次地像現在這樣充滿著義憤,感到自己的心靈受到創傷,群起反對華爾街。」「(1929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終於使公眾發泄出對銀行家的憤恨,且持續多年而不減。」「佩科拉聽證會提供了一部股票市場崩潰的秘史,並使一代銀行家因此名聲掃地。從那時起,銀行家們就被稱為‘銀行強盜’。佩科拉的發現掀起了‘反對華爾街’的怒潮。」因此我們可以總結出一個規律,就是金融危機、經濟不好的時候,大家都要怪銀行,自然銀行家的聲譽也好不到哪裡去。

我認為,銀行家聲譽下降首要原因是經濟的日益金融化和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經濟發展對金融的依賴程度在歷史上前所未有地加深。美國社會學家克裡普納(Krippner)放眼更廣闊的社會視角,在《利用危機:金融興起的政治根源》一書中指出,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當戰後繁榮逐漸消退,美國政策制定者以臨時性的措施來應對更深層次、難以解決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和政治困境問題時,無意間創造條件導致了經濟的金融化。國家通過金融發展來解決財政和流動性的問題,把社會分配的矛盾推向市場,從而避免了艱難的政治選擇。拉詹在《斷層線》中認為,美國面對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社會保障的落伍,沒有採取改革教育體制、提高勞力者的收入、減少收入差距的措施,而是打開貸款的水龍頭。「寬鬆信貸真是好處多多,它收益大,見效快,受益面廣,而且成本到未來才需支付。它的收益結構正中政客們的下懷」。

對於銀行的違規套利,需要區分「違規」和「監管套利」。金融創新的原因本來就有凱恩的規避型金融創新理論。陳德霖身為監管者,提了個好問題,「亂世重典真的可以重建銀行業的道德操守嗎」?很多研究都表明,對銀行更嚴格的監管、限制業務範圍、引入更多競爭未必能使銀行更好地控制風險、提供更好的服務,甚至可能有反作用。比如《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本意是為了保持商業銀行的穩定、避免投行業務帶來的風險和利益衝突,但分業限制使得美國的商業銀行無法開展投行業務,「把銀行束縛在日薄西山的業務中去,剝奪了本來可使它們保持明智和健康的利潤」(選自《摩根財團》),利率市場化又使得利差下降,銀行為獲得更高利差,加大對拉丁美洲等高風險的地區和高風險的行業貸款,造成不良貸款的攀升。1984年,商業銀行倒閉達到了大蕭條之後的最高峰,同期的投資銀行則獲得了創紀錄的利潤。《金融守護人》一書指出:「監管部門應該能夠預期到,一旦某項監管政策對銀行造成了影響,限制了其利潤空間,那麼金融機構就會想盡一切辦法來規避這項政策。」《監管華爾街——〈多德—弗蘭克法案〉與全球金融新架構》有一個妙喻,「就像水最終流入大海一樣,資金流尋找花費最小、監管最少的捷徑,而這些捷徑大部分來源於影子銀行」。大陸各類金融機構「通道」之競爭正是如此。銀行的違規或套利主要源於經營壓力和逐利動機。

因此銀行家聲譽下降,是和銀行經營壓力加大相伴相生的。經濟的發展積累了更多的資本,政府對經濟的刺激逐漸導致貨幣泛濫,使得銀行家再也不是手握稀缺資源的貴族大亨,競爭的加劇、監管的趨嚴、股東的壓力,使得銀行家絞盡腦汁盈利,甚至在不恰當的薪酬激勵和缺乏有效的風險合規約束下做出違規之事。這是銀行自己應該承擔的罪責。但銀行經常也作為所有經濟問題的「替罪羊」。有時被批評支持實體經濟不力,沒有投放足夠的有效信貸;有時又被批評風控不力,沒有堅守信貸原則,導致債務率過高。

解決之道

這個問題沒有容易的解決之道。

陳德霖提出,只有當公眾與銀行股東、董事和管理層目標一致,改革才會見效,效果才能持續。銀行要推動形成正確的文化、價值觀和經營手法,就如老派的銀行家一樣,凡事以銀行的穩健營運以及存戶和客戶的利益為先,銀行自身的商業利益為次。銀行家才能重拾他們前輩所享有的信任與尊重。這個願望是非常美好的。不過,國家、公眾、監管機構與銀行股東、董事和管理層,是不同的利益相關者,目標既有一致性也有矛盾性,銀行的經營就是在各種利益相關者的訴求中找到平衡,這是永遠的難題。

「金融情懷」也可看做是讓銀行家重拾尊重的解決之道。個人理解,「情懷」和商業倫理(或稱企業倫理)及企業社會責任的概念有相通之處,只是「情懷」一詞更帶有溫度和感情色彩。對一般企業來說,利益相關者的「股東中心主義」雖遇爭論,仍是主流。銀行是否有特殊性?由於銀行外部性太強,似乎把股東的利益擺的位置並不像普通企業那麼高。銀行的利益相關者的優先級排序既是一個法律和商業問題,又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銀監會《關於加強銀行業金融機構社會責任的意見》、銀行業協會《中國銀行業金融機構企業社會責任指引》等,是中國銀行業的社會責任指南。

《基業長青》裡有個名句:「高瞻遠矚公司不光是在理想主義和獲利能力之間追求平衡,還追求高度的理想主義和高度的利潤。」「理想主義」即企業的核心價值和超越利潤的目的感。默克制藥的喬治·默克二世1950年說:「我們要始終不忘藥品旨在救人,不在求利,但利潤會隨之而來。」銀行業旨在什麼呢?國內外的優秀商業銀行都提出了自己的使命和願景。如富國銀行的願景是「我們要滿足客戶的金融需求,幫助他們在財務上成功」,國內某大行提出的使命「提供卓越金融服務」。

一方面,我讚成銀行機構和從業者需要有「情懷」,不能將逐利作為唯一目標。金融業是強順周期行業,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息息相關,支持實體經濟健康發展,銀行業才能健康發展。銀行業將商業倫理和企業社會責任不僅要作為口號和理念,而且要融入戰略、成為實踐。

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將一些對銀行業不合理的要求披上要求銀行講「情懷」的外衣。因為金融的跨期交換特點,風險的暴露有滯後性,其盈虧需要到一個客戶全部交易完成,甚至經歷一個經濟周期後才能判斷。比如美國的次貸危機,中國有些地方的鋼貿行業,銀行在初期似乎獲得暴利,在風險暴露後,則賠掉了此前多年的利潤。貨幣信貸的威力巨大。防范風險、堅守經營原則、尊重金融規律是講情懷的前提。情懷不能凌駕於經營原則、金融規律之上。

比如,有句諷刺銀行的話,說銀行家是「晴天送傘、雨天收傘」的人,但對「僵屍企業」,銀行如果滿腔「情懷」,扶危濟困,仍不收傘,那損失的不是投資人、儲戶的錢嗎?又如,服務小微企業,可以說是銀行實業情懷的體現,但也需要各行結合自身特點、戰略定位作出選擇。監管對小微企業金融服務「三個不低於」的要求,未必適合所有銀行。特別是「申貸獲得率不低於上年同期水平」這條,似乎並不符合信用風險管理的原則。

銀行不是所有問題的根源,更不是所有問題的解決之道。要求銀行解決太多不是銀行能解決的問題,恰恰導致了更嚴重的問題。摩根大通的傑米·戴蒙在2008年就說過:「我建議其他公司的CEO們,不要陷入何去何從這一問題的束縛,‘增長點在哪裡?’他們會感到巨大的增長壓力。其實,有的時候是無法進行增長的。有的時候你不想去增長。在某些業務中,增長就意味著你要接受不良客戶,要麼承擔過度風險,要麼運用太多的杠桿。」歐美大銀行在金融危機後為了資本充足率達標、為了風險控制的需要,很多經歷了「縮表」,尋求更健康的內涵式增長。中國的銀行,可能會經歷同樣的階段,需要各界能夠接受。

總之,強調銀行機構和銀行從業人員要講情懷、堅守道德操守、承擔企業社會責任都沒錯,銀行人講職業操守是底線,講情懷是更高要求。但需要避免「道德綁架」,以情懷為名要求銀行承擔超出企業社會責任、違背銀行經營規律的任務。最理想狀態是認真做到位的銀行借此提高企業形象和競爭優勢,促進社會、經濟的良性發展,達到全社會、利益相關方的共贏。但這條路上還有很多問題,一些看似解決方案的政策做法可能是錯誤、陷阱,需要各方以科學的態度研究討論,有更完善的決策流程和及時糾錯糾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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