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達康在現實中的原型:耿彥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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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塞冬

來源:微信公號「黔財有話說」

2017年的春天,《人民的名義》橫空出世,成為一部多年難得的現象級電視劇,劇裡最火的,當屬達康書記。

劇中的李達康是一位執行力爆表的工作狂,不貪不腐,不近人情,沒有家庭生活,治理城市思路清晰,能力超強,做官做人的唯一目標就是經濟增長,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可以不惜一切。

在大多數百姓看來,這是一位絕頂的好市長,原因也很簡單:官員只要肯辦事、能促進經濟增長,哪怕貪點吃點也正常,更何況這位書記私德甚佳、拒絕貪腐。

過去的十餘年裡,中國經濟高速增長,城鎮化的速度和規模在人類史上可以說獨一無二,也正是達康書記這樣的一位位」中國式」書記、市長,憑借著中國獨特制度的強大執行力,讓中國的一座座城鎮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這其中的典型代表,當屬一位明星市長——耿彥波,他也被許多人認為是李達康在現實中的原型。

這位市長甚至還有一部紀錄片——《大同》,該片獲得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豆瓣評分高達9.1。

筆者在2010年左右就開始關注這位爭議極大的耿市長,過去數年一直在追蹤他的新聞和消息,今天就借著達康書記的東風,跟隨著這部紀錄片,來談談筆者對「中國式市長」的理解。

「脫煤向文」的大同

《名義》劇中,李達康最為得意的政績,就是將林城廢棄的煤炭基地改造為了高新技術產業園,把廢棄的礦坑變成了人工湖,引得省委沙瑞金書記親自調研考察。

現實中的大同,被稱為「中國煤都」,長期以來是中國最重要的煤炭基地,著名的「大秦鐵路」源源不斷將晉北的煤炭運輸到北中國大港,再流轉到全國各地。

和北中國的眾多資源型城市一樣,大同雖然坐擁煤海,但城市面貌極其落後,大面積的連片棚戶區,毫無生機活力。筆者幾年前曾深入「遊覽」過大同老城棚戶區,狀況和北京的城中村類似,污水遍地、泥土飛揚、居住條件極差,和北京不同的是,大同棚戶區大都是老年人,而北京城中村則住滿了有活力的北漂。

我們首先來看看耿彥波市長在位5年,大同所發生的變化:

圖為2008年底的大同地圖,耿彥波上任剛半年

圖為2012年底耿彥波即將離任時的大同地圖,和上圖相差4年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4年間,大同在禦河東岸再造了一個新城——禦東新區。和達康書記一樣,大同的新城也開發出一個大湖——文瀛湖。細心的讀者會發現,大同的老城區裡出現了一塊正方形的區域。這便是耿市長的最大手筆,也是最具爭議的工程——修復大同城牆。

耿彥波的思路是:「一軸雙城,分開發展;古今兼顧,新舊兩利」,也就是說,將老城的棚戶區搬遷到新城,然後將老城打造成一座傳統文化古城,從而做到大同從煤炭到文化的產業轉型。

下圖為2009年的大同老城區,大部分為城中村和棚戶區,一副典型北方資源型中小城市的面貌。圖中可以模糊的看到大同殘存的一圈城牆遺跡。

對於棚戶區,《大同》紀錄片裡,耿彥波在幹部會議上這樣說道:

下面是如今的大同老城區,城牆已經被完整的重建和修復。護城河、環城綠地公園取代了環城牆棚戶區,老城裡建築密度顯著降低,新建了許多仿古建築群。

修復後的大同城牆及護城河

新建仿古建築一例——華嚴寺普光明殿

許多批評聲音認為,耿彥波修城牆、造仿古建築,是在批量製造假古董,並不能解決大同的問題,耿彥波的回答是:

耿彥波對大同文化牌如此有自信,一方面來源於他主政晉中靈石縣時修復王家大院所帶來的巨大效益,另一方面也來源於大同的歷史底氣。

除了「煤都」以外,大同還有另一個身份——全國首批24座歷史文化名城、北魏首都、遼/金陪都,明代北方守邊重鎮。一個很少被世人所知的事實是:全國現存的元代以前的古建築,70%都在山西,而其中建築規格最大的,就在大同。

梁思成在《大同古建築調查報告》中記述到:「大同古雁門地,北魏時號平城,自道武帝宅都於此,迄孝文帝南遷洛陽,凡九十餘載,為南北朝佛教藝術中心之一。隋唐間稍中落。石晉天福初,地入契丹,遂為遼金二代陪都,稱西京者前後二百餘年,梵剎名藍,遺留至今,有華嚴善化二寺,馳名遐邇」。

下圖為大同上華嚴寺大雄寶殿,建於遼金時期,面寬53.8米、進深29米(故宮太和殿面寬64米、進深35.5米) ,其建築面積可以排名中國現存古建築top5,且唯有此殿是元代以前的。

熟悉明朝歷史的都知道,大同在明朝時期是北中國最重要的要塞之一,大同擁有規模龐大的城牆及防禦工事。

年代的大同城南門(圖片來源:博坤文化傳媒)

後來由於戰爭破壞和解放後經濟建設,大同城牆被破壞嚴重,僅剩下不完整的土坯。大量違建棚戶區沿城牆而建,城牆成為了窯洞、停車場和建材來源。

「指哪倒哪」的市長

了解了大同的基本面,耿彥波在2008年初到大同後的思路也就清晰起來:

大同以煤炭為主的經濟結構難以為繼——近兩年資源型城市的慘狀應驗了;

大同有豐富的歷史遺跡,需要將煤炭支柱轉化為歷史文化支柱;

要通過歷史文化來賺錢,就得保護老城、修復城牆、再造古城;

再造古城需要大面積拆遷,拆遷的經費要靠開發新區、「經營城市」來提供;

因此大同的任務就是:一邊大拆老城、一邊大建新城。

圖為耿彥波向兄弟城市主管介紹大同的拆遷工程,外市主管震驚於16萬戶的拆遷量

耿彥波在大同的5年,被市民們形象的稱為「耿指倒」——指到哪裡,哪裡就倒。

《大同》的開頭,就是耿彥波在工地上責難工程進度。

面對拆遷任務沒完成的基層主管,耿市長直接讓其寫辭職報告。

這不禁讓人想起了李達康對待光明峰工程的態度——1周之內必須拆掉大風廠,親自守在拆遷一線,哪怕燒傷38人也要繼續推進,面對工人的安置費任務,讓基層想辦法解決,「錢不到位,主動辭職」。

對於耿式速度,耿市長是這樣解釋的:

這讓人想到李達康和高育良在呂州搭班子的時期,李達康完全推翻了高育良的城市規劃,想要做到一套自己更激進的方案,但卻被調離呂州去了林城,最終在林城做到了自己的設想。現實中,像高育良那樣求穩妥、不冒進,按部就班完成政績的主管想必也是不少,他們不像李達康和耿彥波,也一樣可以做到一些政績,一步步往上走。

耿式拆遷和耿式速度,必然也會像大風廠拆遷那樣,造成民怨。就像《大同》紀錄片裡描述的那樣,許多被拆遷家庭是沒有合法手續的違建房,但一家老小已經住了三四十年,政府給予的補償達不到他們的要求,只能採取強制措施。

當然,如同全國各地所有的拆遷一樣,各種要求都是可能見到的。

有的拿著病例跪求市長要一套房子,而且要離女兒單位近:

有的拿著殘疾證說6樓太高上不去,要求再多分一套房子:

對於各類情況導致的難拆遷,耿市長這樣回答:

當然,正如人們所知的那樣,耿彥波在大同得到了大多數群眾的盛讚,他們看到的是一位遠強於此前歷任市主管的好市長,這位市長4點起床,半夜回家,時常泡在工地一線,親自解決市民遇到的各種問題,「見到市長的次數比見到局長還多」。

和李達康一樣,耿彥波也是一位不顧家的市長,每天四五點起床,半夜才回家,逼得妻子跑到招商會上把他拉回家睡覺。

從「煤都」到「大同藍」

在耿彥波的主管下,大同從煤都轉變為了一座和傳統北方城市截然不同的,大氣、美麗、整潔、富有歷史文化氣息的嶄新城市。

「數據顯示,2016年大同市空氣質量二級以上良好天數達到314天,比2015年的292天,增加了22天。大同連續四年在山西省11個地市中排名第一。」

「十年前,大同的天就像扣了個黑鍋蓋,一年見不上幾天太陽,那時天灰地黑,淺色衣服不能穿,道路塵土飛揚,窗戶縫貼上膠布家裡依然一天一層灰。」

「數據顯示,2003年大同二級以上良好天數為145天,是全國空氣污染最重的十大城市之一,全國113個重點監控城市中環境質量排名倒數第三。」

再來看看山西各市過去幾年的經濟增長情況:

近兩三年,受到煤炭價格下跌以及「塌方式腐敗」的影響,山西的經濟增長在全國都屬於倒數。在全省裡拖後腿最嚴重的,負增長最厲害的,當屬長治、呂梁、朔州三市,而能保持正增長的,只有太原和大同。要知道,08-13年,耿彥波在大同當市長,13年至今,耿彥波調到了省會太原當市長。

為什麼長治、呂梁、朔州三市的GDP在近兩年負增長如此嚴重,這和他們過度依賴煤炭的經濟結構是分不開的。

下表是2014年全國各城市煤炭產量排名,第一、二位是大名鼎鼎的鄂爾多斯和榆林。接下來三位,便是朔州、長治、呂梁,然後就是大同。以朔州為例,人口170多萬,是大同的一半,但煤炭產量接近大同的2倍,其對煤炭的依賴程度自然就遠高於大同。

萬民請願的「青天」

大同在短時間內從煤城變為三產比重接近60%,全年300多個藍天的「非主流北方資源型城市」,在許多大同人民眼裡,是和耿彥波密不可分的。於是,2013年初,當耿彥波在被調離大同的時候,曾經出現過數萬人遊行挽留的場景。

離職時能得到萬民請願,是自古以來中國官員都想得到的殊榮。這對於耿彥波而言,可能意義會更加重大。因為耿市長內心裡所向往的,是中國的古代文化,他畢生所追求的,則是古代士大夫的高尚情操。

由此可以看出,耿彥波每到一處,都致力於修復城牆、新建古城,從王家大院,到大同古城,再到現在的太原縣城復建工程。一方面來自於他對未來第三產業、特別是文化產業潮流的判斷,另一方面,則恐怕來自於他骨子裡深處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

那麼問題來了,一位市長,憑借著自己的某種信仰和熱愛、自己對某個方向判斷,就可以調動全市的資源來為自己的目的服務。

這正如高育良書記所說的:「中國目前的政治生態,就是一把手有絕對的權力」。

如果碰巧這個市長執行力很強,像李達康、耿彥波那樣,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將所有政治資源、經濟資源、公檢法資源,全部為自己所用,佛擋殺佛、神擋殺神。那一個地方的好壞,就非常取決於該地是否能有一個靠譜的一把手了。運氣好,就像耿彥波那樣造福於一方,運氣不好,就如同耿彥波的山西同僚們那樣,出現塌方式腐敗。

當然了,耿彥波不是市委書記,他只是大同和太原的市長。但看得出來,這位市長和曾經還是市長的李達康一樣,深受書記支持,能夠順利的讓四大班子為自己的目標服務。

2008年,耿彥波就職大同市長,2013年被調離。而2013年,對於中國經濟而言,也是個重要的年份——中國經濟結束了高速增長,大宗商品價格開始崩塌,中國的人口紅利結束,中小城市面臨著經濟下行和年輕人口減少的雙重困境。而耿彥波,提前數年預見到了這一趨勢,憑借一己之力,在短短數年時間裡,強力扭轉大同的發展方向,提前將大同轉入下一個新的發展軌道,較好的避免了其他類似城市近年來出現的重重困境。

這樣一位典型的「中國市長」,就像《名義》裡的李達康一樣,哪個城市遇到這樣的主管,都可以算是這個城市的「福分」,人民群眾也對他們報以「青天」的美名。但自古以來「青天」有幾個?沒有私心、能力還強、同時判斷力也很正確的主管是多數還是少數?中國的經濟轉型、深化改革是繼續依靠碰運氣碰到這樣的好市長,還是需要更多制度化的約束?這是一個值得我們去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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